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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科研之路

尹文英

  时光匆匆而去,似乎就在“弹指一挥间”,从我第一天踏进实验室的大门,屈指算来,至今已经走过62个年头了!在这长长的岁月里有欢乐,有激情,也有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经历过烽火连天的战乱时代,也亲身享受到和平幸福的美满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可算得上是多彩的人生、幸福的人生、无憾的人生!科学研究是我自幼梦寐以求的终生选择,也是我最爱的工作!
 
科研生涯中的三大机遇
 
        可以说从小学到中学时代,自己亲眼目睹了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情景,在心中深深地种下了“要强国只有靠科学”的思想,这也成为我一生坚持不懈努力工作的巨大思想动力!在报考大学之前,自已考虑选择哪个系,将来才能为国家富强出一点力呢?首先想的是地学,如果报地质或矿产系,将来可能找到贵重的资源贡献给国家。谁知道在我考取当时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到学校报到时,由理学院院长欧阳翥教授(兼生物系主任)面试,他问了几个问题之后,就对我说:“女孩子读地学不合适,你还是到生物系来吧,我们欢迎你。”说罢,笑哈哈地把我的名字勾到生物系了。就这样改变了我的初衷,这算是第一个机遇吧!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6年中央大学搬迁回南京成贤街(现东南大学),这也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需要考虑毕业后到哪里工作了。虽然系主任早早表态要留我做助教,但我自己并不特别喜欢长期做大脑组织切片方面的工作。正在犹豫之际,英国寄生虫学家史若兰女士(N.G.Sproston)应聘来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于1947年暮春来中大参观访问,由于当时生物系里缺女教师,就由我陪同接待三天。临行时,史先生问我毕业后到哪里工作?我说尚未作最后决定,她接着说,你愿意来做我的助手吗?当时,对我来说真是喜出望外,到“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工作,可不是谁想去就能如愿的!所以当时就很坚决地回答:我愿意去!
        就这样,很快办好了各种手续,终于在1947年8月1日来到上海岳阳路320号3楼123号实验室报到,开始了我的科研之路,这是我的第二个机遇!
        说到我的第三个机遇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国家调整科研单位在全国的布局,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于1954年从上海搬迁到了武汉市,而我的家庭仍然留在上海,经过几番周折直到1963年我调回到上海,正在等待接受新的任务时,却在天目山偶然地发现了原尾虫,这类只有1毫米长的细长小虫,过去在我国还没有记载过,后来这些微小的虫子竟成了陪伴我后半生的可爱伙伴。
 
科学活动的三大试验研究工作
 
        从1947年到今天我主要从事过三个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
        1.鱼类寄生虫分类鉴定和鱼病防治工作
        最早是做史若兰女士的助手,进行鱼类寄生虫分类鉴定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淡水养鱼业的迫切需要,水生所决定到我国最主要的淡水养鱼区——浙江菱湖设立鱼病工作站。我们首先对鱼病采取了“防重于治,防治结合”的方针,展开了防病养鱼试验和鱼病门诊、出诊工作。在三四年时间里,通过全站的共同努力,为十多种最常见的鱼病找到了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在全国推广,完成了当时国家农业四十条中对于鱼病防治方面的任务。记得1953年我们开始在菱湖的一个破庙中设点开展工作,老乡们都不愿意让我们到他的养鱼池中施药治病,生怕把鱼治死了,所以发现了鱼病以后,还需要费尽口舌才能让老乡同意给他的鱼治病,后来,治好了一批鱼病,每天就有人提着水桶把病鱼带到门诊部来检查,然后我们就去放药、治药。当我们撤离工作站时,老乡们送来了锦旗,敲锣打鼓地来欢送我们。
        2.原尾虫系统分类的研究
        由于原尾虫个体小,又生活在富有腐殖质的土壤中,不容易被人发现,而且原尾虫的形态结构、内部器官、发育生长等等都比较特殊,对于它们的分类地位、系统关系等,各国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争论不休。我们为了澄清这些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学术问题,前前后后已经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虽然发表了近百篇的学术论文,一步一步有所前进,阐明了一些问题。但时至今日可以说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尚需继续努力!
        3.土壤动物学的研究
        在研究原尾虫的同时,发现土壤中还生活着千千万万不同的各类动物,又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这些土壤动物不但对农业、林业可持续发展及对环境污染的指示与改善能起重要作用,而且与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生活诸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在不同场合宣传、提倡并且开始组织在我国开展土壤动物学的研究,当时得到不少学者们的理解和支持。从1987~1996的十年间先后有近百位动物学家和昆虫学家参加的研究集体,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次重点资助下,完成了我国三大气候带(温带、亚热带、热带)、七大地理区(东北、华北、蒙新、青藏、西南、华中、华南)的基本调查,记录了各类土壤动物三千多种,进行了生态功能试验和环境毒理试验。除发表多篇论文外,还集体写成专著三部,供全国普及推广使用。这是我主持的第三项工作。
        我国在昆虫(六足动物)分类学和动物分类学方面已经有丰富的积累和较高的学术水平,然而近年来在动物系统发生研究方面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因此,除主要从事过上术三个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以外,从2002年开始我们又协同20多位有关学者开展了“现生六足动物高级阶元系统演化与分类地位的研究”项目,也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重点支持。现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分子系统学方面。
 
主要成果
 
        早年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的防治研究。1960年后系统地进行原尾虫的分类、形态、生态、胚后发育、生物地理、比较精子学和亚显微结构等研究,记述我国原尾虫164种,其中142新种、18新属和4新科,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 了原尾纲的分类体系,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1985年后,组织和推动土壤动物学的系统研究,联合60多位学者在三个气候带完成土壤动物区系驵成(三千多种)、变动规律及其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等实验研究,其结果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科研工作体会——创新和勤奋
 
        走过了62年的科研之路,我深深体会到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工作中始终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这岂不成了工厂生产,而不能算作科学研究了!因为科学研究是解决前人尚未解决的新问题,只有一步一步创新,不仅在技术上、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维认识上,永不停滞,才能常研究常出新,始终活跃在科学发展的前沿。长时间以来我自己总结了两句话“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我经常以这两句话来自勉,也希望和同志们共勉。
        说到勤奋,用不着多解释。自古以来先贤在这方面的教导不少。因为世界上“天才”是极少数的,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的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也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得到成功的回报。
 
人生格言——安贫乐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怀着不同的信条。现在报纸上常常看到的人生信条是体现人生的价值。至今我还不大理解,人生价值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可能这也是一门新的科学。
        我今年已经八十有七,自然是大大落后于时代,谈不上什么“价值”了!我的人生信条是“安贫乐道”,对此我自己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事实上,这也我的人生写照。
 
希望——寄托年轻的一代
 
        从少年时期,我就渴望做一名科学研究人员,更希望日后在科学道路上做出强国富民的贡献来。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着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感到内心愧疚,未能实现早年的心愿。
        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今日的国家兴旺发达,科学技术蒸蒸日上,令人振奋不已!现在国家富强了,人民生活幸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已经远远超过几十年前我所期望的水平了!然而,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现在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为停滞就是倒退,那就意味着又要受到强国的欺压与侵略了!因此,我强烈期望我国青年一代,在享受和平幸福生活的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奋发图强,不断创新,人人做出好成绩,汇集而成为国富民强的牢固基础,让中国人民永享太平盛世!
努力吧!青年朋友们!
 
  尹文英:女,昆虫学家。1922年10月18日生于河北平乡。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曾任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1960年后系统地进行原尾虫的分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亚显微结构等研究,记述我国原尾虫164种,其中有141个新种,18个新属和4个新科,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1985年后主持和推动土壤动物学的系统研究,联合60多位学者在3个气候带和7大地理区完成土壤动物我系组成(3千多个物种)、变动规律及其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等试验研究,其结果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中、英文版)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原尾虫系统分类的研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