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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眸

 

  一、规模大、学生少的中央大学

        1933年我入学时,中央大学有文、理、法、教育、农、工六院,30个科系。1935年增设医学院及牙医科均不分系。这样的规模想来该是全国最大的大学。但学生人数不多,我这一届招生全校只录取196人,其中5个系没有学生。到四年级为158人,同时三年级167人,二年级313人,一年级430人,合计1068人,加上研究生研究班等53人总共1121人。若进一步观察,在30个系科连同医学院和牙医科的124个班中,学生人数不到10人的竟有70个班,而超过30人的只有我们土木系一个班,真不失为当时的大热门,谅是由于国家急待建设的缘故。
所以那时学校的规模大,学问的领域广,学生入学标准偏高,学生人数偏少,是中大之为中大的特殊之处。
        在我进中大的前一年由于校长难产,停止招生。我毕业那一年,刚刚离校,抗日战争爆发。从1933年到1937年我就读的四年期间,虽仍常有罢课游行等举动,学校可算安定,教学进行正常顺畅。罗家伦校长以“大学为民族之所寄”与师生共勉来加强学术气氛。校务推展则有1935年添设医学院,1936年开办主导航空工程的机械特别研究班,以及策画中华门外石子岗的新校区等。我更深刻的感受学校能有欣欣向荣的景象是校长的办学有方,师生的爱校情怀所共同营造的。
        学校对学生的教学有二原则,刚柔并济。
        其一是硬性的先修课制度,即有些课程须先有了另一课程的学分后始能选读。学校开学时学生选课都由系主任亲自指导,上述查验先修课便是重点之一。选课单送到注册组,该组主任亲自核对一遍,如有错失便退回系方改正。在学生心目中注册组主任权威好大,地位好高。可是尽管如此慎重其事,漏网之鱼还是在所难免。土木系就有一位学长,修读了“钢筋混凝土”,成绩及格了,却被注册组发现他没有取得应该先修的“材料力学”的学分,硬是被取消掉。所以这个制度是绝无弹性的。
        其二是开放的转系辅导。那时我们报考大学只能有单一志愿,因此入学后需要调整转系的相当多,院内或越院均可,手续简便,只要转出和转入的两位系主任同意就行。校友王启柱先生是台大农艺系教授,他就读中大时考进园艺系。读完二年级后,和另一位同系同年级的同学同时转入园艺系。原来园艺系那一班只有他们两位学生,转出后那一班便没有学生了。可是系方照准放行。足征系方辅导学生调整志愿是完全尊重学生的。
中大享有崇高的声誉,名师众多是一基本因素,名师遍布各院系。如战后来台接收台湾大学的罗宗洛教授和陆志鸿教授并先后担任台大第一、第二任校长,以及后来台大任教的方东美、沈刚伯、卢恩绪等多位教授都是中大响叮当的名师。在我读书期间,同学对老师的施教有这样的看法:值得尊敬的师长是教课认真,有强烈责任感的一型。他们可能家乡口音很重,可能读课缺乏高潮,可能要求过严,还可能不在教授之列,都被认为是良师。反之,即使他们有多高的地位,在外面多么活跃,甚至口才多么好,分数多么容易拿,却难得同学们的敬佩。
        关于上述后者的情形,下面的故事可算一例。二年级下学期我班有“热工学”一课,由大名鼎鼎的机械系主任张可治教授讲授。到期未最后一堂课,他要同学们谈谈感想。同学们发言踊跃,异口同声的表示老师没有好好的教,我们没有学到什么。想来张老师是认为对于土木系的学生,“热工学”是点缀性的课,何必认真。他料不到会有这般坦白的反感。张老师真不愧为长者,他听了倒是心平气和,不辩不怒,场面也就没有烟火气,等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倒是不失为张老师给我们上另类的最佳的一堂课。比这情形更强烈的,不妨再举一例。有一次军训出操,教官在队伍前讲话,他越讲声调越高,情绪越激动,乃至松下腰际的皮带,解开上衣的纽扣。这时排首的杨必立同学步出队伍,指着他厉声地说:“教官,你这是什么态度,成什么体统。”教官才发觉脾气发过了头,于是重整衣服,尴尬地收拾了局面。这些足以显示中大的老师对学生有容忍也有尊重,是相当可贵的。
        至于老师的教导,下面的几位至今常常感念:
        陆志鸿教授:教材丰富,下课铃响意犹未尽。主持材料试验室,埋首研究,成果丰硕。
        卢恩绪教授,头脑一流,口才一流,教课掌握重点,深入浅出,举重若轻。
        骆锡璇讲师:他教我们一年级上学期的“投影几何”和下学期的“工程画”。每次上课都是讲演一小时,作图二小时。“投影几何”仅要求画解正确;“工程画”则还须精致美观,图上每一笔划,都应符合规格,粗细有别,均匀一致,稍有欠缺便须重画。最后为一学期的作业一封面,让同学自行设计,也不容草率了事,为封面被打回票再绘制的总有几位。
        刘树勋教授:他教我们“高等结构原理”,他是留美时伊利诺大学H·Cross教授的高徒。Cross在1930年代对结构学有重大贡献,主要发表弯矩分配法和似柱法。前者用逐步调整的过程来解析静不定结构,后者针对环形结构的分析用柱的观念来处理,都非常聪慧而便于应用。他担任这门课用了两本教科书,一本是传统的,另一本是Cross和Morgan合编的。刘老师上课是无保留地倾囊相授,我的感觉是仿佛在上Cross的课,非常过瘾。这里附带提一提,我在中大力学结构系列的课程常拿高分,可是刘老师在上学期给我70分。这并不奇怪,我考试总不免乱涂乱写。可是下学期他却给我95分是结构系列的最高分。
        原素欣教授:他教水力学、水利工程方面的课程。他原留学德国,于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我国东北地区后,便返国从军,参加抗日战斗。我们三年级时他才来校任教。大四上学期我选他的“渠工学”,期末考他出了个大题目,我在试卷上兜了整个考试时间,自己并不满意也就缴了卷,他卻给我94分的高分。我询问原因,他说“你在运用自己的思想处理这个问题。”我毕生从事教学工作,这故事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此外还有一位吴老师,在我三年级时来校任土木系主任,他教我们“结构计划书”一课。他学验俱丰,谈吐优雅幽默,他说“你是不是买了Hool和Kinne所著钢筋混凝土方面的书”?我在大学时期,因经常有校外的奖学金,买书的钱较宽,所以我的回答是“是的,我买了整套六册。”他接着说“我仅买一册”。对学生这样坦然讲话是十足的学者风度。可惜他一年后离校到浙江大学去了,真惭愧虽不能记忆他的大名而怀念他不已。
        现在谈些我们同班的事。我们这班有两个特异之处,一是同班人数四年级时33人,是同届的最大班也是全校的最大班,工学院同届其他四个系:机械、电机、化工、建筑合计31人。另一是我们的上一届没有招生。一般来说大学一年级是进入校门,二年级是进了系门,三年级是登堂入室,四年级是准备离校了。所以系内的学生活动,三年级学生是主要成员。但我班到了二年级,四年级的学长们便都推给我们了。新手的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承担下来。在学术方面我曾被推为会长,好在干事大多是级友倒也起劲,做得还不太差。我们班上要办任何事,一定在教室内开会讨论,纷纷发言,意见分歧。好在一旦表决,取得结论,大家完全接受,行动一致。我们曾在操场上办了一次班上的运动会,项目不少,有几位老师来给我们加油。我们班上的运动表现相当杰出,全校运动会上同学杨君连续两年拿下100公尺、200公尺和跳远的冠军;班上的篮球队打遍全校各队成为校队。我们的篮球队有正选五虎将,有预备队员,其他同学都是啦啦队员,每次出征,我们全班出动,气势高人一等,不胜才怪。
        简言之,中大是我学习过程中的终站,于我在学的1933年至1937年的四年间,我很幸运中大是在安定的发展中,我感觉到:
        校长很努力,教师很努力,学生也很努力。
        校长被尊重,教师被尊重,学生也被尊重。
        个人认为各层面的努力和彼此间的尊重是一所学府能健全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学生的被尊重最重要,学生被尊重才能陶铸他们完整良好的人格。
        我体会学校在这期间拥有和谐合作、百花绽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学生享受了美好的教育,有益于我们学识的奠基和品德的养成,更深切地了解为人一定要坦诚,做事一定要竭力的道理。
        所以我由衷地永铭我的母校——中央大学。
        二、执教导引
        回系服务开始了我的教学之路.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芦沟桥挑衅,引发了抗日之战。罗校长认定这将是长期的战争,经查勘比较数处可能迁校的地點,决定迁至重庆沙坪坝嘉陵江边的松林坡。于是由教职员工在炎夏汗流夹背,也不顾日机空袭,把学校的仪器、设备、图书、文件等资料尽快地装箱交运。同时在松林坡尽快地兴建校舍。似有神助,竟于11月底在新校址开学了。由于迁校的决策明快,动作迅捷,过程顺畅,能将学校完整的迁到大后方,是当时最被人赞扬羡慕的。
        我在同年6月毕业离校,便到导准委员会工作。初次就业尚在学习阶段,南京已情势殆危,导准委员会搬迁在即,同意我离职前往后方。我在日军入侵南京前数日,乘津浦、陇海、平汉三路火车到汉口,再坐江轮到重庆。在这国难当头,处处人潮汹涌之际,一人独行并不自在。好在一路有人出自同胞爱心帮助照顾,倒也旅途顺利。到重庆后曾在一家建筑师事务所从事结构设计。设计几家银行内的防空洞和两座大礼堂。其中一座位于政大前身中央政治学校的校园内,是当时中央政府在陪都举行大型会议的场所。我离校一年后回到母校服务,上述过程为时不久,可当作我到社会的实习来看。
        战时中大所在的松林坡,进入校区必须经过校园广大整洁的重庆大学。校区内松树成林,俯视清澈的嘉陵江,校舍如在美丽的图画中。松林坡是一小山丘,小山四周有一道路环绕,校舍大多盖在道路的两侧,相当集中。师生都住在校内,把彼此的距离拉近了。不妨谈谈吃饭,在宽广的学生餐厅中,有几桌是我们助教的位置,每餐便和众多的学生站着吃含有沙子稗子的“八宝饭。”亦曾在教职员餐厅进餐,那里有板凳可坐。同桌还订下加菜的办法,每天中午由同仁轮流添菜上桌,来台任教的黄君璧教授就是同桌成员之一。我和徐悲鸿教授是同乡,原来熟识,那时他住第一教职员宿舍,我住相邻的第二宿舍,常去他房内看他作画。那时是他画马时期,走进他的房间,看到满床满地的马,都是他的画稿。潇洒的艺术家工作是这般的辛苦。当然在松林坡的校园内老师找学生帮忙,学生旁听老师的课都方便得很,可以说整个学校的气氛家庭化了。
        至于我在战时中大的任课情形有三件事可以报告:
        我在担任助教的第三学年第二学期,土木系主任刘树勋老师嘱咐我为建筑系四年级的学生讲授“建筑结构学。”助教开课在中大是少有的,老师这样安排,我无话可说。那知我上第一堂课谈些力学的基本观念,他们觉得结构学有它的趣味和重要性,接受了我。据建筑系的教授们告诉我,这一班学生素养优良,尤其是戴君有高度的创新潜能,是难得遇到的人才,他毕业离校后的确表现突出。喜爱建筑的人往往艺术头脑强于科学头脑,结构学属于科学领域,所以他们的成绩统统不到80分。说来很怪,有一位机械系的学生刘君,为追求这班上的一位女同学,亦来选读这门课而得到80分以上的成绩,卻没有追上那位女同学。班上另一位汪君,精力旺盛,是校园内的活跃分子,而且是大嘴巴,喜欢讲话,对我多所表扬,使我这个助教老师小有知名度。这是第一件事。
        我试教“建筑结构学”被学生肯定,工学院院长和土木、机械两系主任亦所知悉。当我任助教进入第四学年时,被指定教机械和电机两系二年级的“应用力学”。当时这两系都是双班,上课是合班的,都是百人的大班。上课进行可说正常,到了机二第一次小考时出了状况。我走进教室,见到同学们将课桌密集紧靠墙角。我表示必须疏散,以我能走到每一课桌为要求。由于我的坚持,好在竹做的桌椅很轻,一下也就重排了。进入考试不久发现有二人违规,我便告诉二人可以继续作答,也可以离开教室,因为二人分数为零已经定了。为这两件事,我在次日上课时对同学们说:“你们如认为我不适宜教你们,尽可表示。可向系主任、院长、教务长或校长表示;亦可向我直接表示,写一封简单的信,或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都立刻生效。如认为我还可以教你们,彼此必须互相尊重。昨天考试的两件事不可以再有。”他们果然也接受了我。以后的考试秩序井然,再无违规的举动。不仅这班如此,电机班亦如此,以及以后各班都是如此,我竟被封为“铁门槛”了。就机二班来说,我跟他们建立了情感。十多年前两岸开放后,我和他们取得联系。他们班上至今有定期的通讯刊物。从中我对他们全班每人的以往作为和目前情况有所了解。
        关于我教力学,不妨附带谈谈下面相关的事项:
        其一,战时的中大聘请老师常出问题,就是不适任的老师混进学校,而被学生请走。土木系便曾被学生请走一位从美国回来任教力学的人。因为学生并不乱搞,学校也就听其自然。力学是基本课程,愿执教的不少,包括校外人士。可能是怕被请走,才落到我这个迷糊人的头上。
        其二,在我被指定教机电两系力学的暑期,水利系的黄文熙主任要我添教一门该系的“结构计划”课。黄教授是高我六年的学长,曾以庚款留美,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被学生尊敬的学人。土木系刘主任因我教课已多,没有同意。我也曾向他建议可考虑的人选,结果由他自己教了。
        其三,我教的机电两大班,约有二百位学生,须看他们的习题作业,负担不小。那时低我两年的鮑恩湛学弟,也是土木系的助教,能者多劳还兼了工务组主任一任。他居然向系主任表示,愿为我分劳,乐意为助教的助教。厚情难忘,我在1991年往访东南大学时,在一茶会场合特向已退休的鮑教授鞠躬致谢。
        这是第二件事以及相关事项。
        在我第四学年助学期,机二、电二的“材料力学”仍由我继续任教。我得知教本仍用Boyd所编的那本材料力学,也是我学生时代所读的教科书。该书厚厚一本而内容贫乏,那时上课,我看的速度比教授讲的速度快了一大截,尤其我对书内的习题有强烈的反感,大多是在阐述一公式这后,如公式是三种量的关系,习题便是已知二种量的数值,计算另一未知量的数值,这算什么问题。那时可能实在缺乏像样的教科书。所以我想换一教本。当时Timoshenko所写有深度的《材料力学》巳问世,他和Macllough合编的教科书也已出版,完全有异于那些传统的教本,其中的习题都须动脑筋来处理,我真是很欣赏。同时教土木系材力的是张谟实教授,他长我不止二十岁,是很有声望的老教授。也许他岁数大了,限于精力,他用一本教科书,一定把书内习题做了解答,如有学生问他习题,他便将那本习题解答给学生看,省得讲解。换书对他确是不方便,所以他说内容差不多,我尊重长者勉强仍用Boyd的材料力学。次年他已物故,我改教土木和机械系的应力和材力,材力的教科书当然改用Timoshenko和Macllough合编的材料力学。其他大学也纷纷响应,改用这本书。事实上教授们不分国界都肯定这本书,它出版不久,便风行全球。这是第三件事。
        我在抗战时回中大母系服务,系主任刘树勋老师给我助教教书的机会,对我自己来说是通过一些考验,使我对教学发生出自内心的情感,也产生了信心,引领我没有转移方向的徬徨,而作没有瑕疵的奋斗。于是我走上努力以赴的教学道路。

        总之,我觉得很幸运,中大是我学习的终站,中大又引导我走上毕生从事的教学大道。它给我学养的基础,人际尊重的可贵深植我的心灵,更令我深切的体会成功必须经历不避艰辛的努力。

虞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