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
　　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正式成立于1929年，基础薄弱，只有教授二人及助教二人，以后逐步充实教学人员，本专业用的图书及仪器设备，并增设了畜牧场。1935年申请到美国洛克菲勒氏文化基金从事猪的研究，并从美国购入许多纯种猪。1936年又增设了两年制的畜牧兽医专修科，增添了图书及仪器设备用于专业方面，具有一定规模，教授六人，讲师二人，助教四人，技术助理员三人，教育质量有所提高，畜牧场有了规模，各类种畜及改良畜发展到近千头。此时办过乳业训练班、养鸡训练班、养蜂训练班，还在泰兴地区推广了优良种畜。该系在国内已有一定声誉，但毕业生不多，1929～1936只毕业32人。二年制的专修科人数略多，一班有十余人，但要到1938年才有毕业生。所以1936年以前的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毕业生不多。
　　抗战时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七七抗战，中国当时的首都由南京迁至重庆(陪都)。校长罗家伦极有远见，确定国立中央大学也迁重庆，主要是租用民生公司轮船。1937年9月底，中央大学师生员工历尽艰辛，先后到达重庆，借用重庆大学松林坡，修建了简易校舍，逐渐安定下来。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主体，校本部，在重庆的沙坪坝，一年级新生在柏溪，医学院及畜牧兽医系高年级学生则在成都，原因是为了学生的学习条件。从医学院讲，成都原有华西大学医学院，历史久，有配备好的医院设施及教学条件，牙科及精神病科国内首屈一指，故外来的中央大学医学院(其外科与内科国内知名度极高)与山东来的齐鲁大学医学院(其病理学是国内首屈一指)，与华西大学医学院合作，成为三大学联合医学院，其师资及设备是当时内地最好的医院及医学院；从畜牧兽医系讲，由于四川省家畜保养所(相当于四川省畜牧兽医所)位于成都浆洗街(华西坝旁，华西坝除原有华西大学外，从外地还迁入许多教会学校：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等)，四川省家畜保育所有动物血清疫苗制造厂，有历史悠久的家畜病院，有门诊部、小家畜住院部及大家畜的门诊与出诊。医院后面有畜牧场，可容纳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从南京运来的大批优良外国品种的乳牛、羊、猪、鸡等，为同学们实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迁校是成功的，中央大学的图书仪器毫无损失地从南京运到重庆、柏溪、成都，这是师生们的福音。值得一提的是纯种乳牛，全部由南京由人赶着走，一天走十多里，路上要给牛喂草喂料喂水挤乳，挤出乳当时就廉价卖，不卖就坏，路上还有孕牛生产，要断脐带、护理刚生小牛，慢慢地让小牛跟着母牛走，这样全部无损地将牛群赶到武汉，从武汉上船运到重庆。到达重庆后，罗家伦校长有感地赞叹，“真不容易啊。”但大量杂交畜种在南京未运来，可惜得很，又没有办法，能顾上纯种就很不容易了。以乳牛为例，纯种牛每日可产乳约40～60斤，杂种一代是十多斤(土种只数斤)，二代是20斤左右，三代是20～30斤，四代接近纯种。但是运输力不足，无可奈何。大量纯种乳牛在沙坪坝借用巴县中学的学田五亩地，建简易牛舍安顿下来，牛乳供中央大学教授们、病号、婴儿缺乳户购用，非一般人可购得，因为是平价、纯乳(决不渗水)、新鲜卫生(乳中无人畜病原微生物)。
　　一、抗战时中大畜牧兽医系杰出的教授队伍及较好的教学环境
　　抗战迁校后除原有的陈之长教授(兼系主任)、罗清生教授(二者均为美国的兽医学博士)、吴文安教授(法国的兽医学博士)、许振英教授及汪启愚教授(均为美国的科学硕士)等外，还迎来了许多名教授，如熊大仕(美国的兽医学博士及哲学博士，单蹄兽肠道鞭毛虫的当时世界权威)、盛彤笙(德国的医学博士及兽医学博士，解放后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胡祥壁(英国的兽医学博士)、汤逸人及吴仲贤与王栋均是英国的哲学博士，还有从美国获得科学硕士的汪国舆、卢润孚、黄异生等知名教授。这个教授阵容，与国外的相比，也不逊色。同时还利用了系外的名教授，如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郑集、生理学教授徐丰彦(解放后是中科院生理研究所所长)，金陵大学农学系主任，教我们遗传学的汤湘雨博士。汤教授的遗传学我感到非常出色，实习(每个人就是一组)的是果蝇，利用纯系杂交的后裔性状出现的百分比，可以计算出有关基因在染色体上的距离，教学水平绝不低于美国大学。对我们学生也表扬，说中央大学的学生就是不一样，接受能力强，教起来感到轻松愉快。可惜的是，汤博士在一次考察中翻船遇难，追悼会后，其夫人(美国人，只能讲英文)挥泪回美国，无可奈何也。
　　中大畜牧兽医系的助教，还可旁听华西坝他校的课程，当然要经过两边学校的同意。我就旁听过金陵大学英语系的修辞学、古典文学，华西大学生物系的近代生物学技术，华西医学院的医用微生物学，齐鲁大学侯宝璋名教授的病理学等。
　　在成都时，抗日战争期间，还有美国教授、专家来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讲课、讲学。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俄里岗大学草原学教授Ray G Johnson讲授的两门课程“草原管理”与“草原家畜管理”。Johnson原是个美国西部草原上的放羊娃，他讲的课既有理论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对我国靠天吃饭的草原管理与家畜生产模式，大开了眼界；此外，还有美国农业部顾问费里普博士(Dr.Ralph W.Philip)讲“家畜生殖生理及家畜育种新趋向”。美国兽医博士童立克夫(Dr.E.A.Tunnicliff)讲“家畜疾病预防”的学术讲座；与专业间接联系的有英国一位专家讲：“青霉素的生产与应用”，并留下了菌种。
　　华西坝每星期六晚均有学术讲座，主讲者均是名家，座无虚席，后来的站在过道或门口，再后来的站在窗户外听，一层人又一层人。我听过侯宝璋教授的“性病梅毒”、程玉麟教授的“精神病”。
　　当时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学子们，就是在这种学术环境中成长的，应归功于中央大学。
　　二、抗战时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教学班次
　　当时有四年制的本科，有两年制的专修科，还有民政部门边疆学校办的三年制畜牧医专业，还招收研究生。研究生的招收要经教育部批准。中央大学还有一些系能招研究生，但不是每个系都可以招研究生，能招研究生的系，自然是全国范围内同专业中的“强者”。我记得当时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有
　　　姓　名　　导　师　　方　向
　　　谭　弢　　罗清生　　兽医诊疗
　　　谢铮铭　　胡祥壁　　家畜解剖
　　　蒋次昇　　熊大仕　　家畜寄生虫
　　　俞渭江　　吴仲贤　　生物统计
　　三、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畜牧兽系密切结合生产
　　当时牛瘟为害极大，一流行，死亡数十万至数百万头，农民深受其害。四川理番、茂县等地流行的牛瘟，是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派出高年级学生协助政府扑灭的，我这个班也参加了。抗战时沿海被日寇占领，海盐来源没有了。内地食盐的供应，靠自贡市的盐井，从地下将卤水(含盐的水)提上制盐，动力全靠牛，牛瘟、牛炭疽死牛极烈，政府要求中大畜牧兽医系协助，系里的陈之长、罗清生二教授考察后，派出一批毕业生，成立了防治机构，生产了疫苗，年年打防疫针，牛瘟、炭疽二病均得到预防。牛瘟不传染人，可是炭疽传染人致死，所以政府对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是看得很重的，因为毕业生能解决问题，这归功于国立中央大学有好的师资，好的设备及教学条件，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高，不逊于国外的同类专业。过去牛瘟等流行，今日的中国(包括港澳台)已消灭了牛瘟半个世纪，炭疽也极为少见，这是我国畜牧兽医工作者引以为自豪的。也想念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教授、讲师、助教们以及教我们基础课的许多老师，其中包括教动物学、比较解剖的陈义教授、教植物学的罗宗洛教授(解放后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等等。
　　四、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科学研究
　　抗战时期的各大学、大学中许多系，条件困难，能维持正规的教学秩序及抗战前的教学质量，就算不错的了。但中央大学不仅能保证教学质量，还重视科学研究。当时的畜牧兽医系毕业生，都要完成毕业论文；教师都结合生产、诊疗从事小型科研，有的科研就是在今日还是值得称颂的。
　　许振英教授的猪育种试验，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抗战前就在南京进行，迁校停了一年，但六种世界名种猪及后裔均运到成都继续进行育种试验三年，比较了六种外来种猪与四川当地的荣昌猪、隆昌猪及杂交猪的遗传性能，每年都有年度报告发表，并有数理统计分析，中、英文研究报告俱备，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出一批养猪育种专家。如彭文和、张龙志等等，有人称许振英教授为中国养猪育种之父，其徒子徒孙遍布祖国各地。许教授九十多岁病逝于东北农学院。
　　盛彤笙教授抗战初期从德国回来，在江西省立兽医专科学校任教授、在西北农学院任教授兼系主任时，均无条件进行科学研究。在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任教授时(1941～1946)，从事过两项科学研究。一是四川水牛的“四足寒”，首次确定是病毒性脑脊髓炎，除以中文发表于国内杂志外，并以英文发表于世界著名的英文杂志《Sciences》。二是研究了胺药对马鼻疽菌的作用，发表于国内杂志。也培养了一些研究人员，如朱晓屏(后为英国皇家兽医研究所副所长、牛津大学教授)、廖延雄、袁昌国、张思敏、许宗岱等。
　　此外，有的教师还进行了乳牛、鸡的杂交试验及当地畜禽品种的生产性能调查等。
　　　　五、书刊的发行
　　抗战前及抗战时的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的专业课教学，都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讲义，全是老师讲，学生记笔记，参考书在图书馆，几乎全是英文的，专业名词全是英文的或拉丁文的。当时虽极少有中文的参考书，但中大畜牧兽医系还是出版了一些中文书供有关人员参考：
　　　　罗清生教授编的《家畜传染病学》
　　　　陈之长、罗清生教授译的《马氏家畜诊断学》
　　　　盛彤笙教授译的《兽医细菌学》
　　　　盛彤笙教授编的教材《兽医细菌学实验指导》
　　还有杂志的发行，中大畜牧兽医系在抗战前就有《畜牧兽医季刊》，一直到抗战还有。1942年恢复了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的活动，推举盛彤笙教授主编《畜牧兽医月刊》及会讯。系办的《畜牧兽医季刊》乃停刊。
　　抗战时期，一个系发行专业性杂志的不多，可见当时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在畜牧兽医方面，在全国是有声誉和影响的。
　　六、1929～1949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本科毕业生出国情况
　　姓　名　出国情况
　　卢润孚　美国获M．S．后回国
　　何正礼　美国获M．S．后回国
　　胡祥壁　英国获DVM后回国，庚款公费选派
　　许绶泰　菲律宾获DVM后回国
　　蒋次昇　美国获DVM后回国，中华农学会公费选派
　　王洪章　美国获DVM后回国
　　夏定友　美国获DVM后回国，外号“小诸葛”
　　朱宣人　英国获Ph．D．后回国，庚款公费选派
　　周泰冲　欧洲考察后回国
　　张永昌　美国进修后回国
　　朱晓屏　英国获Ph．D．后入英籍，庚款公费选派
　　吴思孝　英国获Ph．D．后入美籍，庚款公费选派
　　黄伟业　美国获M．S．及Ph．D．后病故于美国
　　杨湘平　美国获Ph．D．后入美籍
　　罗仲愚　美国获DVM及M．S．后回国，中华农学会公费选派，文革时迫害致死
　　谢铮铭　英国获Ph．D．后回国
　　钱定宽　退休后移居美国
　　廖延雄　美国获M．S．及Ph．D．后回国，教育部公费选派
　　杨洵士　美国获Ph．D．后入美籍
　　申葆和　留学日本后在中大毕业，执教北京
　　徐礽绵　美国获Ph．D．后入美籍，夫人韩国人
　　严　炎　美国进修后回国
　　黄大器　美国获M．S．后回国
　　路国华　美国获Ph．D．后入美籍
　　汤逸人　英国获Ph．D．后回国
　　袁昌国　英国获Ph．D．后回国，教育部公费选派
　　谢　昕　美国获M．S后回国
　　钱维襄　美国获DVM后故于美国
　　戈福江　移居美国(从台湾去的)
　　刘瑞三　美国进修后回国
　　赵鸿森　美国考察后回国
　　张松荫　美国获M．S．后回国
　　李登元　从台湾移居加拿大
　　王　鹏　赴丹麦学习后回国
　　方国玺　美国进修后回国
　　凌南兴　去印尼后回国
　　陈芳禄　美国进修后回国
　　施成文　美国获学位后失去联系
　　马清献　毕业后曾在埃塞俄比亚工作过，赴欧州考察后回台湾，晚年移居美国
　　贾润生　美国进修后回国
　　张幼成　赴英、原西德考察后回国
　　安　民　英国、美国进修后回国，原名王安民
　　韩正康　原苏联获副博士后回国
　　蔡宝祥　美国进修后回国
　　周祖龄　美国获Ph．D．后入美籍
　　李振钧　美国获Ph．D．后入美籍，夫人美国人
　　任继周　澳大利亚考察后回国，工程院院士
　　周中艺　日本获Ph．D．后回台湾省工作，退休
　　马春祥　美国获M．S．及Ph．D．后回台湾省工作
　　肖庆龄　1993年移民去美国
　　金文炘　美国读研究生时1948年病故，葬于美国Manhattan，Kansas的公墓，永久墓地。
　　
　　注：1．以上资料肯定不全面，可以补充或修正。
　　2．凡是“公费选派”，都是在公开报考后在全国报考人员中考试选拔出来的“状元”，最多是两个名额，有的只一个名额。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生中，占公费选拔的畜牧、兽医名额中约80%，可见中大畜牧兽医系的教学质量。
　　3．1929～1949期间，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本科毕业生302人，其中出国者57人，占本科毕业生16.89%，获副博士、DVM、MS、Ph.D．者有29人(有的获两个学位的人，仍以一个计)占出国人员的54.86%，回国者(包括台湾省)34人，占出国人员的66.67%。可以证明1929～1949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本科毕业生中，出国的较多，获学位的较多，回国的较多，说明他们是热爱祖国的。这些人员，加上此系毕业未出国的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边疆学校畜牧兽医科的毕业生，在祖国的畜牧兽医事业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就1929～1949本科毕业的302人中，约在40人以上，其中有一位工程院院士。这302人中绝大多数是教授、高级工程师。
　　4.学位说明：
　　Ph.D．(拉丁Philosophiae Doctor，英文 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博士或称理学博士，在学术上、哲理上有一定成就，是大学本科后研究生院的学位。
　　M.S．(Master of Science)科学硕士，研究生院学位。
　　副博士，原苏联研究生院学位，相当M.S．。
　　DVM(Doctor of Veterinary Medicine)不是兽医学博士，是大学本科兽医专业毕业的学位，连预科要读8年，很受人尊敬。这个Doctor是职业称号，医师的意思，不是“博士”的意思，应译DVM为兽医师。
　　
　　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生中，获DVM、MS、副博士、Ph.D，大有人在，但无一人获研究生院的科学博士(D.Sc．，Doctor of Science)，有一位长者获此殊荣，那是程绍迥先生，他拥有DVM及D.Sc．，解放前他是农业部渔牧司司长，兼过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解放后是中央农业部兽医总局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现已逝世。
　　抗战胜利后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各校迁回，中大迁回南京的四牌楼、丁家桥。迁校、全国各院校的建设，解放战争，情况在变。《畜牧兽医月刊》停刊是次要的(以后此系又办了《畜牧与兽医》)，可惜的是，名教授走散甚多，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抗战时期“首屈一指”的鼎盛的教授阵营走向衰退，如：陈之长教授，四川人，回四川任四川大学畜牧兽医系系主任；养猪学祖师爷许振英教授去东北农学院任畜牧兽医系系主任；家畜寄生虫学权威熊大仕教授去清华大学农学院任畜牧兽医系教授，当时去清华大学农学院的还有汤逸人教授、吴仲贤教授(清华大学农学院后来合并到北京农业大学，即今日的中国农业大学)；盛彤笙教授去兰州创办国立兽医学院，院系调整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由于拥有一批知名中年教授，如朱宣人、许绶泰、谢铮铭、蒋次昇、廖延雄、秦和生、陈北亨等(除陈外，均为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生)，数年之后，成为全国最好的兽医专业，但也不到十年，也因主要教授失散而衰落；吴文安教授去山西铭贤专科学校任畜牧畜医系系主任，以后成为山西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系主任；胡祥壁教授去黑龙江省任农业厅副厅长；黄异生教授去新疆任畜牧研究所所长；卢润孚教授任江西的中正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汪国舆教授病逝。留下的台柱有罗清生教授、王栋教授、汪启愚教授等，后增聘了郑集、谢成侠、卢润孚等教授，中坚是濮成德。熊德邻及一批年轻有为的助教如蔡宝祥、韩正康、张幼成、祝寿康、陈振旅、叶祝年等等，加上院系调整从浙江农业大学、南通农学院等来的一批骨干，为以后的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崛起打下基础。今日的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专业，虽名列第一阶层，但不能像抗战时的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那样在全国遥遥领先，因为属于一流的畜牧、兽医专业，还有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等，何况每个省(自治区)均有一个或数个农业高校，其畜牧、兽医专业，均有其特色，均有其教授。解放后的畜牧兽医教育，大大地发展了。任何高校的兴起，还是“以人为本”。任何专业，管理得力，拥有一批教学、科研、结合生产的“干将”，这个专业，自然会兴起。
　　
　　　　(编者注：作者系中大校友、原江西省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