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通讯》

我的父亲罗家伦

发布时间:2007年12月26日来源:浏览次数:1210

 

罗久芳口述 李菁整理

 

  罗家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和命名人,31岁的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10年掌权者。
 

       今天,罗家伦女儿罗久芳讲述的父亲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动荡与希望、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年代。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旧式读书家庭,他早年受的是家塾式的传统教育,但也有机会读到上海出版的新书报,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17年夏天,20岁的父亲投考北京大学,主修外文。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一些北大高年级学生一起出版了《新潮》杂志,《新潮》杂志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对父亲他们给予极大支持。《新潮》的编辑部,就是李大钊北大图书馆的办公室。蔡元培批准由北大经费中每月拨3000元给《新潮》,这引起了保守派的强烈攻击。他们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他辞退两个教员——《新青年》的编辑陈独秀和胡适;开除两个学生——《新潮》的编辑父亲与傅斯年。但蔡元培坚持不肯,维护了大学不受政治干涉的原则,也因而得到全国学术界的敬仰。

         父亲与胡适先生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从北大开始。1918年,父亲与胡适一起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A Doll's House”(《玩偶之家》),这部戏对当时年轻人的思想冲击非常大。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为了不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压力,他们商定5月7日这天,联合市民游行抗议。可是到了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和康白情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这一天去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拿着白布旗子走在北大队伍的前列。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回国。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委任父亲为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父亲多年后回忆,他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当时有件有趣的事,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时,曾攻击过新文学运动,也曾和父亲打过笔墨官司。看到父亲来当了校长,他怕父亲对他有所不利,特地托赵元任先生来打听消息。父亲大笑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也可以请他来教,我绝不是这样褊狭的人。”以后,父亲不但继续聘他,并对他的待遇也格外关照,两人自此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父亲本人并不属于任何学派,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钱钟书的数学只得了15分,但父亲对他的作文大为赞赏,最终破格录取。还有1930年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后来还有记者向钱钟书问及此事,他说:“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


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其实父亲当时并不十分情愿接下这一棘手的职务。当初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当时父亲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父亲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父亲在中央大学时,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抗战时期的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1937年,父亲在中央大学进入第五个年头,正准备大发展,他后来形容自己曾有一个“玫瑰色的大学梦”——抗战前,中央大学校址原在南京城内,车马喧嚣,不适于修养学问,而且地址狭小,只能容纳一二千人。他计划在南京郊外建一座能容纳5000至10000学生的大学,父亲的设想也得到了政府支持,已经批准了240万元的第一批建筑费。然而,就在新校区动工兴建的几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的“玫瑰色的大学梦”就此破灭。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父亲也不解释。但父亲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

        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
 

       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父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中,承担了很多压力。1941年夏天,筋疲力尽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1969年12月25日,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父亲放弃了他最后的挣扎,离开了这个世界。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第43期,转载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