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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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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重庆以后，知道校舍大致均已就绪。经各位先生不分昼夜的劳苦，分十八个包工，集合了一千七百多工人日夜工作——谢谢他们——容一千余人的校舍，竟于四十二天完成。大家开始搬进去，于十一月初已经开始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 虽然正当猛烈的战事，经过长途的跋涉，我们的功课，开得还是很整齐的。我们的图书仪器，都已搬出，而且展开使用。不但重庆本部开学，并且医学院和牙医专科学校已先本校在成都开学了。我们教学的标准没有比在南京时降低。 我们这次搬家，可以说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密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尸体二十四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整。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仁说，万一敌人逼近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南京的，他于九日见军事形势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候。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它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庆。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八十元！ 到了重庆的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到了二千以上，沙坪坝的校址容不下了，而且为疏散关系，也当另辟新址。于是又选择了一个风景清幽的地方——柏溪——建筑了一个分校。该处逐渐增加房屋，可容一千多人，所以中央大学的校址分为四处：（一）沙坪坝，（二）柏溪，（三）成都，（四）贵阳。四处有四处的好处，可是四处的开支也不容易呀！ 西迁以后，添了一个师范学院，将以前教育学院原有的系维护和改隶以外，还添了七系一科。工学院添了航空工程、水利工程两系，电机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从单班加到双班，机械工程系从单班加到三班，又加了一个低级的技工训练班。医学院添了四个年级（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添了一个牙科门诊部，还办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医院。农学院添了一班畜牧兽医专修科。研究院则加设有七个研究部（政治经济、物理、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教育心理），授过多次的硕士学位。以后还要加添五六个研究部。 中大所包的部门，有总办公部分，分（一）教务处（包括注册组、图书馆），（二）总务处（包括文书组、事务组、出纳室、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会计室），（三）训导处（包括生活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军事训练组、卫生室），和（四）分校主任室（包括教务室、总务室、训导分处）。 关于直接教学的有七个学院，一个研究院，一个专科学校，一个中等学校。再进一步的分析，则仅教学方面，就有五十六个系科，九个研究部，共计六十五个单位。至教育行政部门和附属医院、农场、牧场、工厂和技工训练班，尚未计入。所以在大学之中，中大内容不能不算是当时最繁复的了。 说到学生人数，在南京最后一学年不过1072人。到1941年则大学和研究院部分共计3153人（随时略有增减），较南京时约加三倍。外加实验学校651人，技工训练班50人，共计3854人。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约400人，所招新生，当然视合格成绩而定人数，但无论如何，必较毕业生人数为多。若是多一倍，则总人数一定是四千多人了。 至于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全年共为524种，本学年则上学期为737种，下学期为829种。都是按照教育部所颁部定课程标准开的。 至于每周各班上课时数的总和，则本学年每周讲授时间上学期为2002小时，下学期为1980小时，实验钟点上学期为1481小时，下学期为1552小时。至于实验时数，绝对不止此数，可以增到一倍，因为实验地位不敷，有上课在一班而分作几组作实验的。这种分组的时数也就不及统计了。 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院系的增加，课程的增加，所以教员人数，不能不比在南京时要增加。计教授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 战区学生经济困难的和一般学生伙食困难的由政府给予各种贷金。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此外还有奖学金和公费免费种种名额。师范学院学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医学院学生从一年级起，指定为公医生，也是全部公费待遇的。 当我们初来的时候，学生受外间不成熟舆论的影响，常有要求改变课程。我很恳切的告诉他们，说是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学教育里面，决无“王者之路”（捷径），何况大家不是王者。学问是谨严的，是有步骤的。一种学问学好了，平时可用，战时也可用。到那境界，只看你们能不能“一隅三反”。战时教育，只须把平时教育加紧，更须加重军事体育的训练，加强国家民族的意识，就可以了。当时他们表示接受，但是我知道他们心里还是不免有点怀疑的。到后来看见一班一班的毕业生出了校门，都有积极的工作，而且供不应求。再到后来他们被征调去工作的时候，知道在学校里学好的，出去可以用；没有学好的，出去了有机会也不能用，于是恍然大悟。 我们在重庆四年了，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们的学校穷，同仁也穷，但是国家在抗战的时候，谁说穷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能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四年以内，我们不知道历尽了几多困难。我们只有一点可以勉强告慰于国人的，就是在这四年之中，中央大学没有停顿，而且照常进行，还有一点小小的发展。 但是敌人还是不放过我们的。像1940年就被炸三次。第一次是六月二十七日，第二次是二十九日，第三次是七月四日。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二十几所。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我照常的和同仁在“室徒一壁”的房子里面办公；修好以后，照常开学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工作。幸赖师生防护服务团里各位同仁的努力，在我们大学的范围以内，没有死伤过一个教职员和学生。 1932年我到中大就职的时候，常以十九世纪初叶柏林大学所负的责任来互相砥砺；至今回想，去这理想还不知有多远。我当时并且以找着对手方来抗日的理论，勉励学生。我认为敌人的称强，不是一方面，而是多方面促成的。我们抗日不只是我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而且，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工找着敌人的工来抗，商找着敌人的商来抗，学校找着敌人的学校来抗。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就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 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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