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一鸾 | ||||
|
我的大姨韩石渠是中外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茅以升的母亲。 石渠大姨于1946年1月病逝，终年76岁。我在童年时见过她，印象不深，但从我母亲韩时鸿保存的全家福照片中，大姨那雍容华贵、聪明睿智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时候，常听母亲及姨母、舅父等长辈讲许多关于大姨的故事。1988年起，我从事编写《东南大学史》的工作共十年，翻阅了上千卷档案及有关史料，了解到姨表兄茅以升创建20年代东大首届工科的史实，同时，又采访了以升表兄的老秘书许宏儒先生，知道了不少大姨家的家事。 我的外祖父韩福坤是清朝光绪年间镇江一位穷秀才，擅长古画及诗词，画的梅花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有九个子女（4男5女），大姨韩石渠是长女。当年我外祖父把长女许给茅家长子茅乃登（字春台）时，茅家一穷二白，应考时需乘船，无钱买船票，父子二人只有坐在船尾（可不买船票），以致常受船家奚辱。我外祖父认为茅家父子如此刻苦、勤奋，以后必有成就，于是，在家中力排众议，做主把大姨嫁到茅家。 在那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大姨和妹妹们连私塾也未上过，她们随父兄识字、学做诗，随母亲学女红（做针线）。聪颖过人的大姨，从小就学会了吟诗作赋，作对联，而且具备了男孩的胆识和气魄。在她14岁时，我外祖父因一件冤案被诬入狱，大姨了解真相后，为父亲写状力辩，状子写的有理有节情辞动人，终使冤案得以冰释，并判无罪释放回家。 大姨嫁到茅家后，她的才智得到进一步发挥，不仅是持家有方的贤内助，还能为丈夫阅评文稿，乃登姨父在外的公务常回家与妻商量，大姨总能为他运筹规划，出谋划策。她特别爱读书，有一天晚上，在蚊帐内点着蜡烛看书，由于白天太辛劳，拿着书竟睡着了，蜡烛的火苗靠近了蚊帐，引起了火灾，她竟仍昏睡不醒，幸亏家人发现，把她和同睡一床的以升兄弟抢救出来，孩子们仅受小伤，而大姨遭受了较重的火伤，很久才治愈。她持家之辛劳、功劳赢得茅家上下人士的尊崇和赏识。 大姨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而且志向、目光远大，力主培养子女上洋学堂及出国留学，为了筹措家用及子女的教育费，她在南京开了旅馆，并日益发迹，家运兴隆。她陆续把儿子们送出国，女儿茅以纯不仅读到大学毕业（当时女子上大学实属凤毛麟角），还弹得一手好钢琴，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 以升表兄3岁随母亲识字，5岁时，和哥哥以南入私塾读《论语》，8岁时，他祖父创办了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他父母将他们兄弟送入思益学堂读书。自此，他像海绵吸水似地努力学习新知识。 表兄10岁那年的端午节，南京秦淮河举办赛龙舟集会，小朋友约他去看比赛，正好那天他肚子痛得厉害，大姨阻止他外出。几位小伙伴看完比赛，跑来对他说：“不好了！出事了！看龙船的人太多，把文德桥挤塌了，幸亏你没去，去了也可能会掉进河里呢！”表哥听了大吃一惊，忙问：“桥怎么会塌了呢？”小伙伴告诉他说：“桥不结实！我们思益也有同学淹死了！”他的眼前出现了人们哭着、喊着和呼救的惨景。一个念头闪现在他的脑中，我长大了一定要造座结实的大桥。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母亲还鼓励他不仅要造一座桥，中国有很多江河湖泊，要造许多许多桥，为百姓造福。父母的激励使他立下了最初的造桥志愿，也奠定了他终生从事造桥科教事业的基础。 又一日，他二叔的朋友来家做客，见以升表兄勤奋好学就夸奖了他几句，二叔随口说：“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什么！”谁知他人小志气大，认为二叔太看不起自己了，一气之下躲进自己的房间里，除上学及吃饭外整天不出房门，出来也不和别人说话，母亲大为奇怪，问清楚原因后，对他说：“我儿应该发奋读书，争口气，不应该生气！”他也从此勤奋读书，决心干出个样子来让二叔瞧。十余年后，他从美国学成归国，担任了唐山交大的副主任兼教授。二叔恰巧在这所学校担任国文教员。历史安排了这样的喜剧！当年“不懂事”的小侄子，竟然是叔叔的顶头上司。以后和别人谈起这段往事时，他感慨地说：“我今天能做出点成绩来，还得感谢二叔的‘激将法’和母亲的教导、鼓励。” 1911年，以升表兄15岁时，挥笔写下了“少年立志，青年成才”八个大字以自勉。他和好友裴荣商定，离开家乡北上投考唐山路矿学堂（后改名为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以后又改称唐山交通大学），家人认为孩子年龄太小，到千里之外求学，不放心。而母亲大力支持说：“读书是大事，孩子的前程要紧，让他到外面闯闯，可以多学本领。”他再次在母亲的鼓励下，远赴北方求学。 开学三个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学校宣布停课，次年学校复课。辛亥革命前夜，茅乃登姨父参加了由革命党人控制的新军，并担任了革命军江浙联军秘书部副部长，大表哥茅以南（以升之兄）在日本留学时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说后加入了同盟会，他的好友裴荣、杨杏佛也参加了革命军，社会和家庭的革命思潮不断熏陶着热血沸腾的以升表兄，他也想投笔从戎，写信征求母亲意见，母亲复信说：“革命是对的，但来日方长，你先要学好本领，才有为百姓服务的本钱。”他听了母亲的话未去参军，可思想上仍有些疙瘩未解开。1912年秋，孙中山先生到唐山路矿学堂视察，并向师生作了演讲。中山先生说：“国民革命需要两路大军，一路大军举行起义，建立民主政权，另一路大军则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山先生一席话，使表兄的思想豁然开朗，感到母亲的教导有理。他又想：在修筑铁路公路的过程中，造桥需要数学和物理的知识最多，施工最为艰难，技术最为复杂，自己的数理基础好，童年时就有立志造桥的愿望，于是，毅然选学桥梁专业课，并更加坚定了为祖国造桥的决心，为桥梁事业建功立业。 以后每逢重要工作的关键时刻，以升表兄总能得到母亲独到见解的启发、教导和鼓励。1935年，以升表兄在造钱塘江大桥时，困难重重，甚至还遭到上下左右的误解和责难，他后来在一篇回忆造桥的文章中，专门写了一节，题为：《八十一难》。当时大姨也在杭州，对儿子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以升的号）造桥，也要遇到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还不是一样能渡过难关吗？！”以升表兄领悟到：孙悟空就是造桥的全体队伍，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则：利用钱塘江的水来克服钱塘江的流沙。他在母亲的鼓励和指引下，克服了各种困难，造好了钱塘江桥。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为纪念茅以升逝世，撰文称颂道：“钱塘江大桥的建成通车证明：在工程技术领域，外国人不能独霸天下了，他们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茅以升先生是我的好老师，他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感谢茅以升先生给我的爱国主义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大姨随儿子迁往内地（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学校迁往贵州一个荒僻的小镇——平越，生活很枯燥，大姨为支持儿子的事业，协助他联络师生感情，常请学校师生在课余时间到家里来唱戏，这样既活跃了大家的文娱生活，又可使彼此间感情更加融洽，师生们都很尊重茅老夫人。 石渠大姨古稀之年时，还显示了她才思敏捷的一面。重庆报纸刊载一则上联，征求下联，联中的地名、人称和语言都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上联为： 小大子 上下街 由南到北买东西 大姨阅后很感兴趣，正酝酿对下联时，恰巧以升表兄的二叔茅乃封来访。茅乃封在辛亥革命中有功，原系少将军衔，晚年潦倒，且对国民党当局抗战不力颇有怨言和不满。大姨听他发了一通牢骚话以后，顿生灵感，当即对出下联： 老少将 左右派 愁冬虑夏度春秋 这虽是游戏笔墨，但亦可见大姨宝刀不老，文字功夫很深，七旬老太太对出佳联，当时在重庆传为佳话。升表兄常把自己一生的成就归于母亲自幼的教养之恩，对母亲极为孝敬，在贵州平越时，生活极规律，每晨必先去母亲房内问安，然后才去上班。为母亲庆祝七十大寿时，与其兄及弟共捐出二千元，请中国工程师学会设立以母亲名字命名的“石渠奖金”，专奖研究土木学有成就的会员。 茅家在石渠大姨倡导的优良家风培育下，人才辈出，子女均学有专长，对国家贡献很大，在海内外均有影响；第三代、第四代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以升表兄更是杰出代表，为祖国和人民留下了不朽的业绩及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担任几所大学的校长、教授时，每次给学生作报告，都提到：“母亲是我第一位良师。” 1946年1月，石渠大姨病逝于四川，终年76岁。那时人们流传“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话，大姨年逾七旬，子孙满堂，个个出息，因而被人们称颂为福寿双全的老夫人，二叔茅乃封老先生对其嫂做了盖棺评价：“奇才，奇福，奇女子。是茅家发迹的功臣。”美国纽约、华盛顿的报纸为此事发表了新闻稿，美国报纸为一位外国科学家的母亲逝世发表新闻专稿，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1948年，表兄将母亲灵柩运至镇江故里，和1934年逝世的父亲合葬于镇江西郊蒋桥樟山，他在墓前礼拜之后，依依不舍，挥泪而别。 1988年春，我从事编写《东南大学史》（1902－1992）的工作，时学校委派赴北京访问学校重要人物——茅以升，并请他为我校（时名南京工学院）更名东南大学题词。我在他小女儿茅玉麟的陪同下，来到了北京医院，他已病卧在床近1年，且耳聋，语言有障碍，很难交谈。我在他耳边提起石渠大姨时，他微微点头并眼含热泪，我们怕他激动，不敢深谈。后在他老秘书许岩儒先生协同下，为我校更名题了词： “东南校友，同心同德，为把东南大学建成国内第一流，国际有影响的工、理、文、管相结合的综合大学而奋斗。” 我依依不舍向他告别，谁知竟成永诀，他于次年11月逝世。 我怀念杰出的科学家，我校工科奠基人以升表兄，更加怀念我的大姨妈韩石渠，一位伟大而平凡的东方女性，一位杰出的母亲！ （注：作者是我校建筑系原党总支书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