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通讯》

黄质夫:一位被尘封的乡村教育家——解读《黄质夫教育文选》

发布时间:2009年11月18日来源:校友总会浏览次数:1271

黄质夫:一位被尘封的乡村教育家

———解读《黄质夫教育文选》

贵州教育出版社  梁茂林 

  黄质夫(1896~1963)先生,名同义,江苏仪征十二圩人。这个名字,对今天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颇为陌生,笔者初次知道其人其事,距先生悄然离世已近40年。

    1998年,在编辑《贵州社会文明的先导———贵州历代著名教师》时,笔者作为贵州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和著者们共同选编了从东汉到民国,对开发贵州有重大贡献的56位著名教师。其中黄质夫这个陌生的名字,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当时向出版社领导作了汇报。根据出版社安排,我先后两次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贵州师范学校所在地贵州榕江调查,从逝去的历史中采访到这位被岁月尘封了的教育家,发现了一头“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创办乡村师范教育的“老黄牛”。这真是,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是金子总会闪光的。以后,便约请省教育厅的两位专家,为这位从事乡村教育20年的当年的国师校长选编了一本文集。《黄质夫教育文选》已于2001年12月面世,这就将销声匿迹达50多年之久的乡村教育家黄质夫,终因天道之还,因缘转合,重新展示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形势下,展现在我们后辈晚学的面前。

    编完这本书,引出许多思绪。纵观黄质夫先生的一生,是否可以用“五幸、五不幸”来概括。当然,“幸”和“不幸”是相对的,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价值观联系起来思考。

    先生不幸的是生在一个有湘军血统的贫苦农民家庭。幸运的是碰到在贵州出生的张南皮(张之洞)等人主持教育改革,倡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的前身),有幸受过近20年的新式正规教育,并得名师点拨。

    先生不幸的是成为饱学之士后,没有走读书做官、升官发财之路。幸运的是碰到恩师们提倡乡村教育,先后担任四所中国著名的乡村师范校长,1939年曾得到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直接任命,从事过近20年的乡村师范教育工作,遂使先生能在实践中创建出乡村教育理论,探索出一套乡村教育实施办法。

    先生不幸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迫离开了其终生奋斗的师范教育岗位,1953年过早失去了工作的机会。1959年更被错定为反革命判决管制3年。幸运的是他不仅躲过了批胡风,“反右派”斗争的劫难,还可以订阅《人民日报》,关心国家大事,直到“三年困难时期”,家乡人并不认为先生是“反革命”,在栖霞山脚下自耕自作中,仍可享受“芝麻、绿豆、青菜、萝卜依然满仓盈筐”、“江蟹初肥、晚藕味腴”,“山枫流丹、黄菊傲荣”,在山风野趣中还能及时行乐。

    先生不幸的是于1963年过早离开了人世间。幸运的是不会再被逼迫看“十年内乱”中许多朋辈成新鬼的悲剧,再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挨斗。当许多学人在“两个估计”、“臭老九”的阴影中受苦时,先生却已先到极乐世界去了。

    先生不幸的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却往往被教育史家忘记。幸运的是黔首草民记情记恩。先生对农民有感情,对苗侗乡民有感情,乡民们不能不对先生有感情,先生死了,乡民们不能不想念先生,哀悼先生。“十年内乱”结束后,先生的学生们一直为先生的不幸奔走叫屈,直到现在才正式出版一册总结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的书。《黄质夫教育文选》的正式出版,可使先生冤出的心在冥冥中稍得慰藉。

    要认识黄先生是不是乡村教育家,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看先生是怎样被中西文化熏陶出来的,怎样学业有成的。二看先生是如何以学问造福乡民的。

    1904年,先生读小学时,清王朝提倡新式教育。黄家几代没有文化,衣食不周的黄先生由于学习极其勤奋,靠新式学堂奖学金的资助,读完了五年制初等小学,四年制高等小学。按现在的说法叫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1913年,先生在老师的鼓励下投考免费的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以名列榜首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扬州读五师的五年,先生每学期的成绩均为甲等,毕业考试成绩为全年级之冠。校长任孟闲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归国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任校长极为器重学生黄质夫,耳提面命,对黄质夫先生的一生影响很大。五师毕业后,留校任附小高级班教员。做了两年教员积蓄了一点钱,即辞职考进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后改为国立东南大学)农科农艺系。先生在这里得到名师指导,确立了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的志向。

    按现在的有关资料,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重要标准:一是对区域经济和国家经济起重要推动作用;二是对区域和国家的文明与文化作出指导。按这二条看黄质夫先生就读时的东南大学,当时就应属中国的一流大学。一般认为,当时东南大学的办学优势突显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师资队伍中有一批世界大师级学者。黄先生读书时的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以诚朴为校训,以民主与科学精神治校,首重师资建设,许多学贯中西的顶尖人物先后被郭校长礼聘而来。留学国外的学者主要有:当时中国科学社的创办人任鸿隽、研究心理学的陆志韦、研究物理的胡刚复、研究地理的竺可桢、研究数学的熊庆来、研究化学的孙洪芳、研究动物学的秉志、研究植物学的胡先骕、研究农学的邹秉文,研究工程学的茅以升。国学大师主要有:史学大师柳翼谋、子学大师陈斠玄、佛学大师蒋维乔、小学大师顾惕生、骈文大师李审言、古文大师姚仲实。还有研究生活教育的陶行知、研究小学教育的陈鹤琴、研究中学教育的廖世承、研究教育心理学的郑宗海、研究教育哲学的孟宪承,后来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家的杨贤江,当时在东大任事务员。可以说,当时东南大学名师如林,他们学贯中外,汇通古今,学风诚朴。第二,培养出国际著名的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才。巴金、胡风、陈启开、张其昀、吕叔湘等都曾是当时东南大学学生。第三,有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第四,为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东南大学荟聚的这批脚踏实地、勤勤勉勉的有学之士,无不以中西文化比较为主旨;他们以平和的态度,在中西文化中迂回曲折,细心寻觅可归属于全人类财富的精神晶体。在吸取西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认真研究未经西方学者透彻认识的中国特殊社会,他们深入生活,以研究普通人的生活史为中心,进行理论与方法的再创造。仅就黄炎培在这里创立的职业教育理论,陶行知在这里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俞子夷在这里倡导的普及小学教育理论,如果没有东南大学的学术环境,也是很难提出来的。黄质夫在东南大学求学时,深受这种诚朴校风的浸染,在这里,他坚定地树立起通过发展乡村教育,从根救起,改造乡村的志向。以后黄质夫先生在回忆起这段学习生活时曾动情地说,我离家外出求学时,患病卧床的母亲流着泪对我说,好好学习上进,满树的果子望你红了。我感到,这不仅是母亲对孩子的叮嘱,也是在贫困中挣扎的农家对子弟的期望。我不能忘本,一定要用学到的知识为乡村服务,为治穷出力。

    纵观黄质夫一生的教育实践,他的乡村教育理论的精髓,大体有下列三个要点:

一、“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还教育于民”
黄先生认为“我们改造乡村惟一的工具,就是教育”。建立民国后,许多先进的中国人在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基础上得到的共识。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增进劳工的知识。要振兴中华,就要有推进这一事业的人,不仅要求领导者,同时也要求一般民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国民众以农民为主体。从我国历史进程看,历朝历代政权更迭无不基于暴力。遇水旱灾害和虐政不得不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枯朽万骨,以暴易暴。太平年间,主要取之于农民的税赋支撑着朝廷的正常运转。要实现儒家民为邦本的理想,按西方民主制度建立彼此人格平等,权利平等,服从多数而尊重少数,政权得以和平转移的理想社会形态,更应提高农民的知识,给农民以国民待遇。黄质夫先生认为:“中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全国人口的85%以上,且十分贫困,文化也十分落后,文盲占98%,甚至100%,都住在乡村和小城市。小城市的居民,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居住面积占全国面积的90%以上。农民工人的性格十分朴实,勤劳刻苦,物质生活也非常简易,易于教化。如果把这部分人先教化好,提高他们文化水平,就能促进农业发展,相应也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了。也就进一步带动了国家的轻重工业的发展,引起了城市的发展而达到国强民富。这就是黄先生“建国先建校”的“还教育于民”的教育宗旨。黄先生为此理想奋斗了一生,并为后辈学人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形象:一个受过新式高等教育的教育家、农学家,视成名、成家、升官、发财为粪土,献身乡村师范教育20多年,直至把座落省城贵阳近郊青岩的乡村师范,迁到偏远落后的榕江县。这里当时连公路都不通,苗侗少数民族聚居,这里曾是清王朝雍正年间通过血腥镇压完成“改土归流”后设制“苗疆六厅”之一的古州厅,黄先生在此筚路蓝缕,创办乡村师范,教育农家子弟。在遭遇薪饷不济,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仍坚持办学;面对官僚特务加害、地痞党棍逼迫的危局仍不改初衷。为什么黄先生如此坚定不移?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先生是在实践中为发展先进的生产力,为发展先进文化,为民谋利益。如果联系中国内忧外患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史,我们进行过的许多“革命”流血太多,需要教育造血。如要这样看黄质夫坚持的乡村教育事业,黄先生的形象就显得更加高大、完美。

二、“学校是改造社会的中心”,“教育者须由第一流人才充当”
   黄先生认为,教师应由“才能胜任,德能感人”之人担任。黄先生认为要改造社会,先有好的教育思想,才有好的师范学校;有了好的师范学校才能培育出好的师资;有了好的师资才能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有了好的国家公民才会有兴旺发达的国家。故此,教师是人民的楷模,民族的典范。乡村教师肩负的任务,就是要以“救百万村寨的穷,化万万农工的愚,争整个民族的脸”为已任。黄先生认为,办教育,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选好校长、选好教师。有了这一条,教育质量、学校声誉、教学任务、培养目标才能有最基本的保证。黄先生说:“我们没有高大的洋房和丰富的设备给人家看,我们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精神。”由第一流的人做校长,聘第一流的人当老师,创第一流的乡村学校,培养出第一流的乡村教师和献身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才。这是黄先生办学的座右铭。据统计,追随黄先生从事乡村师范教育的著名学者多达百人以上。因此,黄先生的师范办到哪里,哪里便人才辈出,威名远播。黄先生办学“教师第一”的思想,破译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密码。许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民以食为天,教以师为本”这是我国的古训,黄质夫先生坚持了这条常识性的古训。回顾我们所发生过的失误,往往是不按常识办事造成的。

三、师范教育必须“契合于中国之乡村”
    1932年,黄先生在《服务乡教八年之自省》一文中,针对教育脱离实际的现状“敢发平素所积”之看法。为求师范教育的“实际之功效”,“吾人应不惜为过去制度之罪人,而供未来改革之牺牲。”先生认为,兴办乡地教育,是改革中国教育“最切病症之药石。”如果脱离乡村实际,则“人民诅咒教育,则加甚焉”。要从乡村师范教育实际出发,就必须“慎选导师”、“改订课程”、“严格训练”。1942年,先生的思想更加成熟,在《实践的师范教育》一文中把这三条完善为“当以待遇之改善,事业精神之养成,生产技能之训练,教学课程之变更,四者为最”。在这篇文章最后又强调出:“总理云:‘我们要实践行的教育’,今日教育已不能再事空谈,窃以今日师范教育努力之途径,当以实践为要务,一切高谈阔论,都应摒诸师范教育范畴之外。质诸先生贤达,以为如何。”为探讨实践的师范教育,黄先生的《中等学校劳动生产训练》专著于1944年由中正书局出版发行。在这本书里,黄先生在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经验。

    2002年初来乍到,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李昌平在那封著名的信开头说:“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为这本书作序称:“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我们欠农民太多!”

    2002年3月九届五次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江泽民主席在与江西、湖北代表团座谈时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国家富;农村稳,天下稳。

    黄质夫先生的乡村教育思想,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系统整理、总结和推广,今天,在党和国家下决心解决“三农”问题时,应该是平心静气地思考它的时候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在本书序言中指出:“《黄质夫教育文选》中所研究和实验的教育问题,直到60年后的今天,仍感到很中肯,很新鲜。书中针对当时师范教育脱离实际,脱离劳动的弊端,所阐述的观点和事实,经过60多年的考验,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中共十五大确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愿郑重的将《黄质夫教育文选》这本真实的历史记录推荐给读者。”

    这篇拙文写于清明节前夕,也想借此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肉身固然必不可免地都要化为虚无,而一切美好的追求,有价值的思想,毕竟会超越时空和世间障碍而获得永恒,感通着凡有良知(或良知醒起)的生灵。

黄先生,黔南人民怀念您!您教过的学生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