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那学贯中西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那从国情出发、富有创见的教育实践，堪称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璀籼夺目的瑰宝。
陶行知又是杰出的爱国者，坚强的民主战士。在民族危难的岁月，他以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生存为已任，毅然投入救亡活动，奔走呐喊，还曾不辞艰辛，出访二十六个国家和两个地区，行程25万公里，进行反帝抗日的宣传，争取国际援助。在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中，他紧跟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人民解放事业，面对顽敌，口诛笔伐，不屈不挠，置个人安慰于度外。热爱人民，团结群众，为人民服务不遗余力。他战斗的一生，自当永垂史册。
我对陶行知的思想、人格、精神、业绩，无限景仰。1944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学习时，曾聆听过陶先生的教诲。时间过去已将六十个春秋，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陶先生的精辟论说和对青年的殷切厚望，还记忆犹新。
那是1944年早春的一天，中大教育系系会发出了邀请陶先生来校演讲的公告。陶先生是同学们心仪已久的学者和民主人士，自然受到热烈的欢迎。当知道陶先生于1917—1923年曾在中央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担任教授、教育系系主和教务长时，更感到亲切，渴望一瞻陶先生的风采，倾听陶先生的高论，所以在举行讲演的晚上，容量最大的教室必挤得满满的。但是，由于陶先生的政治立场、观点和国民党当局是对立的，他的到来，也有极个别的人并不乐意，害怕他宣传“赤化”妄图干扰破坏。当演讲会一开始，主持人的“开场白”话音刚落，会场的电灯突然熄灭，照明设备的线路被切断了。主持人一面招呼与会同学保持安静，自觉维持秩序；一面关照几位同学急奔宿舍取来蜡烛。大家出于对陶先生的崇敬，也由于对寻衅干扰行径的蔑视，在一片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
当摇曳的烛光亮起时，大家看到陶先生愠怒的神情，他没有说什么，离开座位，从容地在黑板上写下《新大学》这一吸引大家注意的题目。接着他解释说：《大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是一篇议论如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论文。它所阐述和提倡的论理道德，长期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在我国有深远的影响。现在时代不同了，应该是人民的时代、人民作主的时代，旧的“大学之道”必须修改，我把它改动了，名之为《新大学》。
孔子的“大学之道”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提出了儒家的道德观念和政治主张的纲领。从字面上看，它的主旨在于使人们的美德显明，鼓励人们革除和更新旧习，促使人们达到善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所谓“美德、更新、至善”是抽象的，是骗人的美丽外衣，要人们遵循的，实行的，无非是统治者的旨意。因此陶先生主张修改，他说：“新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强调“新时代之大学之道，必须把人民大众放在突出的地位”。
陶先生讲的明民德，就是要明白人民的大德。坚持“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他以为人民的大德有四条：1觉悟—觉悟每个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2联合—明白一切力量从联合而来。3解放—解放头脑、双手、眼睛、嘴时间和空间，解放自己，在解放斗争中作贡献。4创造—解放出来的力量用在创造上，创造新自己，创造新中国，创造新世界。
陶先生改新民为亲民，倡导亲近老百姓和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做人中人，让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可以信任的亲人。要做到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跟老百姓学习，帮助老百姓解除思想上的禁锢，认识生活上痛苦的根源和克服痛苦的途径共建民有、民治、民享的未来。
陶先生把止于人民的幸福的止字，解释为“瞄唯”鼓励青年立志、创业、待人、处事、自律都要瞄准“人民的幸福”。以争取人民的幸福为准则。在学校攻读时，学习、研究、修养品德、锻炼身体……参与一切活动，都要以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作目的。
陶先生的讲话深入浅出，吸引了在场的同学，阐明的道理，耐人思索，发人深省。举出的例子，通俗恰当，饶有兴味。象在讲到“觉悟”这一民德时，就说要清楚地认识国家好比一家大公司，国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是公司的老板，老板要当家作主，行使自己的权力，不能让凶恶的伙计蒙骗你、伤害你、欺压你。只能是老板解雇伙计，不能让伙计骑在老板头上恣意妄为，横行霸道。这时他慷慨激昂，十分动情，大家也心领神会，知道言外有音，是在针砭时弊。这哪里仅是学术讲演，分明是一席宣传鼓动的政治演说。在其他地方，陶先生也不时借古说今，设喻讽谏，既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也运用了巧妙机智的斗争策略。至于对策：学子的启发教学，语重心长，更令人折，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这以后，我又曾见到过陶先生两次。一次是1944年夏在重庆市区举行的全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记得他没有在会上讲话，一次是在1946年一月间旧政协开会期间，育才学校的师生冒雨从北碚徒步到重庆游行，为促进旧政协达成协议呼吁示威，途经沙坪坝，在中央大学礼堂住宿。陶先生已年逾半百，率领师生行进，到达住地，还不顾疲惫，关心和照料学生，我看到他风尘满面，不停张罗的神态，十分感动。
1946年7月，我从重庆乘船南归，7月26日在南京转火车回沪，不意在车上听到广播，获知陶先生前一天不幸逝世的噩耗，我无限崇敬的师表、人民大众衷心爱戴的杰出战士溘然长逝，不胜哀悼。
陶行知先生生命最后的一百天，是在上海度过的。这段时间，他到学校、工厂、农村，团体作了以反内战、争民主的讲演有一百多次。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威协，无私无畏，斗争不息。在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烈士惨遭反动派特杀害后，陶先生异常悲愤，不断对反动派口诛笔伐。各方友人劝他注意安全，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我等着第三枪”表现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陶先生还抓紧时间，夜以继日地整理所写的诗稿，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1在爱棠路爱棠新村(今徐汇区余庆路余庆新村)友人寓所突发脑溢血去世。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陶行知先生不仅是忠诚于教育事业，曾有创造力的教育家，而且“是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进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典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2陶行知先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1见周总理于陶行知逝世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2见江泽民同志在1986年上海市纪念陶行知先生诞生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