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超
我到过许多大学，但没有见过一所大学有前中大这样一座庄严、巍峨的大礼堂，它雄踞于四牌楼校区的中心，成为东南大学的象征；东大的许多纪念性书、刊、信封、明信片或影像资料等等，大都以大礼堂的图像为封面或首影，每一位从中大到东大的学子，在这所大学的建筑中，印象最深的当莫过于大礼堂了。即使不是东大学子，凡到东大观光的，也都会想首先一睹大礼堂的风采。
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院士一次跟我闲聊说：东南大学有两个标志性东西，一个是大礼堂，一个是六朝松。我想他的评说是不错的。六朝松象征着古老，蕴意着这所大学的悠久历史，大礼堂则代表着现代，它显示了这所大学在新时代依然昂首挺立，雄踞于众多知名大学之林。
六朝松在东大四牌楼校区西北隅，一般不为人所熟知。大约是1952年一天傍晚，我独自在幽静的音乐系琴房(梅庵)附近散步，在杂草丛生的院落中，看见一株高大、苍劲的古柏(桧柏)，它的大部分枝干已经凋零，但有少数几束枝桠仍有柏叶低垂，仿佛一个老人于冥冥中见证着这所学府的悠久历史。后来我才知道它就是六朝松，大约始生长于公元300到600年期间，距今约已1 500年，现在成为东南大学的精神图腾，明朝定都南京后在此建“国子监”成为人文汇萃之地。我在母校数年，邂逅古柏也仅此一次，而对于大礼堂则几乎是天天从其门前经过，常常是上下午由文昌桥宿舍到中大一院或西平院上课，一天四次走过大礼堂前，当时不以为意，而今每再返东大，对于大礼堂则是留连不舍了。
走进东大的正校门，穿过两边夹道的法国梧桐，于绿树掩映中，就可以隐约见到大礼堂的中部门楼和圆拱形的穹顶了。走完林荫道，在一片宽阔明亮的广场前，大礼堂尽显其丰姿，门厅立面由四根圆形的爱奥尼式列柱托着一个扁三角顶，组成了一个古罗马式的建筑造型，在园拱顶之上，中间又突出一个八角亭式的宝塔顶，有如古中华的建筑风格，它很自然地与古罗马的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加上现代建筑的圆形穹顶，可谓中西合壁，古今交汇，有机结合，毫无生搬硬套或拼凑之感。
大礼堂像一尊建筑艺术的雕塑，矗立于校区中心，1965年由
东大四牌楼校区的其他建筑都围绕大礼堂对称地展开，高度都不超过大礼堂的屋顶，这样就使得整个校园以大礼堂为中心，和谐地构成了一个整体。
我不记得在大礼堂内开过多少次会听过多少次报告，因为每逢全校大会多是在这里举行的。每次入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形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圆顶，在大厅内，不论人数再多，我都有一种安静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圆形拱顶和四周也是呈圆形的墙壁，使得音响效果极佳，在任意位置都不感到有回声或共鸣声。它的八角顶各面的玻璃窗，无论上、下午都能较好地采到自然光，厅内没有一根立柱，因此视觉开阔，不受遮挡。三层看台均有坡度，呈扇面状面向主席台，共约有2 700个座位，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礼堂、影院都是无可与比的。在长江路上的人民大会堂据说有3500个座位，是1948年为开国代大会所建，其造型为一长方体，有如一个火柴匣子，没有多少艺术的感觉，临街而建，每次从它门前过，或进去听报告，都未能留下什么令人回味的印象
我第一次进大礼堂是在1950年，在图书馆楼下东头报到、注册后，就叫到大礼堂去点课，定课表。当我进入与图书馆相近的大礼堂楼下西部围绕大厅的圆形走廊时，只见一排排黑板架上贴得密密麻麻的各种课程的名称、上课时间和地点，大概是根据学校的惯例，这里便于集中公布各系开出的课程。我在其中徘徊了半个小时，直看得眼花缭乱，也未能点中一门选修的课程，因为各门课程在上课时间上互有冲突，后来我才恍悟出一个道理，即叫我们自己选定课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茫然从大礼堂正门出来，在门前广场上，我感到只能依靠学校为我们排出一个课表，这样才能将每周36学时的课表排满。自此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就只能按一个统一的课表上课、下课，用同一的模具制造出统一规格的大学毕业生。
此后我就常有机会进大礼堂开会听报告，有时甚至多到每周一次，其中印象深刻的几次是肃反、三反(打老虎)、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1951年七·一宣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另外还有赵忠尧回国时在大礼堂作的核裂变的科学报告。
我想一个大学有这么一个大礼堂给全校开会的确带来很大方便，然而我一直纳闷的是，一个大学的财力何以能建成如此规模的大礼堂?在毕业后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在1930年籍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名义获得拨款，于1931年建成的，这种机缘也许只有当时的中大所能独有了。有幸的是
我班同学毕业40、50周年与东大校、系领导
大礼堂与我同年，人可以衰老，生命也很短暂，但大礼堂却可以长存。
（胡庆超：原南京工学院机械系1953年毕业，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