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庆超
我到过许多大学,但没有见过一所大学有前中大这样一座庄严、巍峨的大礼堂,它雄踞于四牌楼校区的中心,成为东南大学的象征;东大的许多纪念性书、刊、信封、明信片或影像资料等等,大都以大礼堂的图像为封面或首影,每一位从中大到东大的学子,在这所大学的建筑中,印象最深的当莫过于大礼堂了。即使不是东大学子,凡到东大观光的,也都会想首先一睹大礼堂的风采。
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院士一次跟我闲聊说:东南大学有两个标志性东西,一个是大礼堂,一个是六朝松。我想他的评说是不错的。六朝松象征着古老,蕴意着这所大学的悠久历史,大礼堂则代表着现代,它显示了这所大学在新时代依然昂首挺立,雄踞于众多知名大学之林。
六朝松在东大四牌楼校区西北隅,一般不为人所熟知。大约是1952年一天傍晚,我独自在幽静的音乐系琴房(梅庵)附近散步,在杂草丛生的院落中,看见一株高大、苍劲的古柏(桧柏),它的大部分枝干已经凋零,但有少数几束枝桠仍有柏叶低垂,仿佛一个老人于冥冥中见证着这所学府的悠久历史。后来我才知道它就是六朝松,大约始生长于公元300到600年期间,距今约已1 500年,现在成为东南大学的精神图腾,明朝定都南京后在此建“国子监”成为人文汇萃之地。我在母校数年,邂逅古柏也仅此一次,而对于大礼堂则几乎是天天从其门前经过,常常是上下午由文昌桥宿舍到中大一院或西平院上课,一天四次走过大礼堂前,当时不以为意,而今每再返东大,对于大礼堂则是留连不舍了。
走进东大的正校门,穿过两边夹道的法国梧桐,于绿树掩映中,就可以隐约见到大礼堂的中部门楼和圆拱形的穹顶了。走完林荫道,在一片宽阔明亮的广场前,大礼堂尽显其丰姿,门厅立面由四根圆形的爱奥尼式列柱托着一个扁三角顶,组成了一个古罗马式的建筑造型,在园拱顶之上,中间又突出一个八角亭式的宝塔顶,有如古中华的建筑风格,它很自然地与古罗马的建筑艺术融为一体,加上现代建筑的圆形穹顶,可谓中西合壁,古今交汇,有机结合,毫无生搬硬套或拼凑之感。
大礼堂像一尊建筑艺术的雕塑,矗立于校区中心,1965年由
东大四牌楼校区的其他建筑都围绕大礼堂对称地展开,高度都不超过大礼堂的屋顶,这样就使得整个校园以大礼堂为中心,和谐地构成了一个整体。
我不记得在大礼堂内开过多少次会听过多少次报告,因为每逢全校大会多是在这里举行的。每次入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它的形如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圆顶,在大厅内,不论人数再多,我都有一种安静的感觉,这也许是因为圆形拱顶和四周也是呈圆形的墙壁,使得音响效果极佳,在任意位置都不感到有回声或共鸣声。它的八角顶各面的玻璃窗,无论上、下午都能较好地采到自然光,厅内没有一根立柱,因此视觉开阔,不受遮挡。三层看台均有坡度,呈扇面状面向主席台,共约有2 700个座位,这样的规模,在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礼堂、影院都是无可与比的。在长江路上的人民大会堂据说有3500个座位,是1948年为开国代大会所建,其造型为一长方体,有如一个火柴匣子,没有多少艺术的感觉,临街而建,每次从它门前过,或进去听报告,都未能留下什么令人回味的印象
我第一次进大礼堂是在1950年,在图书馆楼下东头报到、注册后,就叫到大礼堂去点课,定课表。当我进入与图书馆相近的大礼堂楼下西部围绕大厅的圆形走廊时,只见一排排黑板架上贴得密密麻麻的各种课程的名称、上课时间和地点,大概是根据学校的惯例,这里便于集中公布各系开出的课程。我在其中徘徊了半个小时,直看得眼花缭乱,也未能点中一门选修的课程,因为各门课程在上课时间上互有冲突,后来我才恍悟出一个道理,即叫我们自己选定课表,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茫然从大礼堂正门出来,在门前广场上,我感到只能依靠学校为我们排出一个课表,这样才能将每周36学时的课表排满。自此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大学生就只能按一个统一的课表上课、下课,用同一的模具制造出统一规格的大学毕业生。
此后我就常有机会进大礼堂开会听报告,有时甚至多到每周一次,其中印象深刻的几次是肃反、三反(打老虎)、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动员报告、1951年七·一宣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新的胜利;另外还有赵忠尧回国时在大礼堂作的核裂变的科学报告。
我想一个大学有这么一个大礼堂给全校开会的确带来很大方便,然而我一直纳闷的是,一个大学的财力何以能建成如此规模的大礼堂?在毕业后我才知道它实际上是在1930年籍召开国民代表会议的名义获得拨款,于1931年建成的,这种机缘也许只有当时的中大所能独有了。有幸的是
我班同学毕业40、50周年与东大校、系领导
大礼堂与我同年,人可以衰老,生命也很短暂,但大礼堂却可以长存。
(胡庆超:原南京工学院机械系1953年毕业,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