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是前清秀才。满清末年，兴办新学，我祖父和同乡陈中凡联袂考入两江师范学堂求学。两人共居一室，同在六朝松下读书，日夜切磋学问，亲如同胞手足。
这个两江师范学堂，便是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祖父在两江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盐城，创办了大罔女子职业学校及高等小学堂；又长期在盐城中学、海州师范及南京市十八中学等多处教书，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我们中央大学是从创办三江师范、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东南大学而起家，毕业的学生桃李满天下。
抗战期间，我曾在沦陷区的南京模范中学读高中，1943年考入当时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我又转入由重庆搬回南京的中央大学，在六朝松下读书。
1948年6月，我在中央大学三六级经济系毕业，举行毕业典礼后，大家便进入徐柏园学长所捐建的校友会堂中召开座谈会，促膝谈心，瞻望未来。当时有一位大胖子总干事走上台来。他说：“欢迎大家毕业后走进校友会堂来。我们在这里要多谈校友之间的友谊，不谈其他，以免意见分歧，伤了和气。”他的说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母校毕业后，我到上海工作，当时吴有训校长也在上海。1949年4月吴校长曾在中州路上海商学院召开了“南高、东大、中大上海校友会”。经济系的教授程绍德、邹依仁、吴斐丹、许哲士和各系许多师生都参加的。后来校友会活动虽然没有连续下去，但是我们经济系的部分师生却保持了数十年的友谊交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联系。直到1985年上海又重新建立了两个中央大学校友会：一个是南高、东大、中大上海校友会；一个是南京中央大学（四〇年—四五年）上海校友会。我因为在抗战胜利后转学的缘故，读过两个中央大学，所以也同时参加了两个中央大学的校友会，并在两个校友会之间沟通了一些情况信息。
1985年9月“南高、东大、中大上海校友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陈监学长到我家来看望我，并和我一道往访于运联学长。那时于运联学长是南京中央大学（四〇年—四五年）上海校会的召集人。陈监学长和于运联学长就两个中央大学校友会的合并问题进行了商谈，并且取得了共识。从此以后统一称为“中央大学上海校友会”。每次上海校友会召开大会、小会、聚餐或集体参观旅游时都充满了传统友谊，热气腾腾，团结温馨。二十五年以来，大家群策群力，携手共进，丰富了晚年生活。二十多的以来，校友会的领导坚持安排每月第一个星期四的上午举办一次“校友茶叙座谈会”。校友茶叙座谈会的内容有：（一）国内外时事新闻及有关政策，（二）保健卫生知识和经验体会等。众多校友每个月坐在一起，欢聚畅谈，亲如兄弟姐妹。这真是：
六十年前同窗友，而今幸福乐遐年。
校友胜似亲手足，耄耋之年仍相亲。
20世纪90年代母校在南京工学院的基础上，重新复名东南大学。2002年5月，海内外中央大学校友，便在六朝松东南大学的现址隆重举办东南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回忆八年前的五月，在雄伟的圆顶大礼堂中召开校庆大会，那时候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盛况空前。到会校友中我看见台湾中央大学的校友们也坐在那里，兴致勃勃地参加大会。在欢庆大会上，中大、南大、东大的校友们大家齐声高唱校歌，一片温馨高雅的歌声，长久盘旋在四牌楼六朝松的上空，中央大学校友之间充满了传统友谊。
（中大三六级 卞文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