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有颗“朱光亚星”

7年前，一颗小行星以“两弹元勋”朱光亚命名。昨天，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享年87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朱光亚同志，因病于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据新华社

“两弹一星”

1924年12月生，湖北武汉人，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4月参加工作，1970年6月入伍，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博士，研究员、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中国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朱光亚星”

1996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1996YH3，后经国际上认证，获得永久编号10388。这一天恰好是朱光亚72岁生日。这本是一种巧合，但在2004年，朱光亚80岁诞辰之际，为表彰他为我国核物理及原子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国家决定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朱光亚星”。

美国求学，初衷不改

朱光亚生于1924年，湖北省武汉市人。1938年10月，抗战爆发后第二年，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向大后方撤迁。在重庆南开中学，朱光亚受益于数理化老师的教育、培养，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

1941年，他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朱光亚转学西南联大物理系。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荪、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为朱光亚日后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6年，吴大猷教授得到一笔经费赴美国研究、讲学，可有两名研究生随行，朱光亚被幸运选上。是年9月，22岁的朱光亚和李政道、唐敖庆等5位青年学者，从上海赴美，打算在安亚堡一所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从事核物理研究。

1946年9月，22岁的朱光亚来到美国。让一行人始料未及的是，美国根本不对外开放原子能技术，考察组只好解散。朱光亚不改初衷，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执安大学，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几十年后，成为世界知名科学家的李政道回忆这段往事时开玩笑地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朱光亚派对了，他回来做原子弹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新中国成立，毅然回国

不久之后，从太平洋东岸传来了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喜讯。

为此，朱光亚写了一封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信中他这样写道：“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

共和国的召唤，让这位年轻的科学家难以平抑激动的心情。

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金，毅然登上著名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怀着科学救国的崇高理想，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

激动人心的蘑菇云

1945年7月16日，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原子之火冲天而起，人类由此进入了核时代。

1955年，工业基础还较薄弱的中国决心创建自己的核工业、研制核武器，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科学家们仍充满信心。朱光亚提出，研究工作从苏联专家作的一次报告中留下的“残缺碎片”开始。经过夜以继日地反复研究讨论，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整，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中国西北戈壁滩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

从原子弹到氢弹

1966年10月，朱光亚又成功地主持了导弹运载核弹头爆炸试验，逐步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三级跳”计划。1966年12月28日，在我国热核武器发展史上有着非凡意义的氢弹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中国只用了仅仅2年多时间，远远少于美、英、法、苏所花费的时间。

在朱光亚的大力支持下，1969年9月23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由于他非常重视贯彻“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我国得以依靠较少次核试验，取得更多的核爆过程的规律性认识，对加快核武器的发展步伐起了关键作用。

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复杂、物质技术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朱光亚等中国科学家以一腔炽烈的爱国热情，凭借惊人的毅力和恒心，在较短时间内就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创造了非凡的人间奇迹。

100万港币奖金，分文不留全捐出

朱光亚作为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组织领导者之一，长时期很少抛头露面，以至于在审读他那简短而不平凡的履历时，政协委员们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动。1994年3月，全国政协出席会议的近两千名委员，有96%投了朱光亚的票，选举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6年10月，朱光亚荣获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颁奖的头一天，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全部奖金捐出，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奖助基金。100万港币对于任何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即使存在银行，当时的年利息少说也有10万，况且他的经济状况并不特别宽裕。

于是，有人试探性地建议他说：您实在要捐出的话，是不是从中拿出一部分，比如说50万，这也不少了。朱光亚听后十分平和地说：“工程科技奖助基金现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们也能捐献出一点，虽然为数不很多，也算是做一点工作和一份贡献。”

他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后，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这件事千万不要张扬出去。不宣传不张扬自己是朱光亚的一贯风格，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他不希望因此给其他人造成压力。

离开领导岗位时，公费买的书籍全留下

朱光亚是著名科学家，又担任过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但他在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几年中，始终都把自己当成—名普通工作人员。无论是1996年以前租房办公，还是搬进中国科技会堂新址后，他办公室的条件和几位副院长都是一样的。许多第一次到他办公室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能想象朱院长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工程院建立之初，条件艰苦，没有食堂。朱光亚就和工作人员一起吃盒饭。没有地方午休，年近70岁的朱光亚吃完午饭便又继续工作。这情景，让院里很多年轻人为之感动。1998年5月离开中国工程院领导岗位时，他再三叮嘱身边工作人员：“办公室里所有用公费购买的书籍、资料，一册不许带走，要整理登记后交上去。”

有一段时间，工程院用房较紧张，他不同意为自己的警卫和司机安排休息的房间，所以他们只好各处打“游击”，有时警卫只好站在走廊里值班。工程院搬进科技会堂后，中国科协领导人曾提出请朱光亚和几位副院长到小餐厅用餐，又被朱光亚等领导谢绝了，他们一定要坚持和大家在一起吃份饭。

（据《人民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