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在时间上，从1912年算起到1949年，一共只有38年，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民国建筑却能焕发出如此夺目的光彩，不能不提当时的那批优秀建筑师。他们或自办事务所，或在政府部门负责规划，或在大学担任教职，在南京近代建筑的探索、实施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杨廷宝：“小”眼光“大”学问
杨廷宝是中国近代建筑设计科学的创始人之一，和梁思成并称“北梁南杨”建筑史也许该记录这样一次有趣的饭局：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最负盛名的两位建筑师杨廷宝和梁思成，以及他们的学生辈，在北京东安市场一家饭馆就餐。谈话间，杨廷宝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打量着面前的桌椅，然后从怀中掏出卷尺，量好尺寸，一一记录在小本上。他说，这套桌椅只占了极小的空间，而坐着甚为舒服，所以引起了他的注意。
杨廷宝的学生回忆，他常常提诸如此类的“小”问题：人的活动空间至少要多少？一张八个座位的餐桌至少需要多大空间？桌椅的高度该是多少？门把手和门锁装在什么高度才合适？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钢卷尺、一支笔和一个小记事本，随时记下他所需要的尺寸或画下他认为值得参考的速写。
给建筑系学生讲演，学生期待着听“这么一位世界知名的建筑师”大谈设计，他却告白：“我来说说台阶的踏步怎么做，好吗？”然后讲了一大通踏步尺寸与人体的关系云云。
链接：杨廷宝，国立中央大学至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代表作有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中央体育场等。
刘敦桢：与梁思成不约而同
中国当代建筑学界资深编审杨永生曾撰文记载梁思成与刘敦桢的“不约而同”。20世纪30年代，在建筑界即有“南刘北梁”之说。那时，梁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刘任学社文献部主任。他们是1932年会合在北平中国营造学社的。据说，他们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梁思成家。当时，刘敦桢问梁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应从何处入手？”梁先生没有回答，顺手从桌子上抄起一张纸写了两个字，刘先生也拿起一张纸，也写了两个字。等两个人互相亮出纸上的字，竟不约而同，都写了同样的两个字，即“材、契”二字。
“材、契”是宋代衡量建筑物和建筑物构件尺度的基本模数单位，在宋代李诫著《营造法式》中有详细的规定。梁先生担任主任的法式部就是研究这部《营造法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人能看得懂这部古籍。可以说梁思成和刘敦桢都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工作的开拓者。
链接：刘敦桢，国立中央大学至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刘敦桢著述丰厚，建筑设计代表作品有中山陵东的光化亭、南京瞻园改建工程等。
童寯：憨大不收礼
童寯的学生——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教授方拥谈到童寯时，曾说他有“憨大”的“美名”。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建筑师地位极高，建筑商送礼成风，一则为表尊敬，也为的是能让建筑师在设计上减少用料，降低成本。但这个业内不成文的行规，到童寯那里就成了例外。他不但不收礼，反而“吓唬”来人：如再送礼，今后还要加大用料。有建筑商见童寯当面不收，便将礼物放在门口，按一下电铃，撒腿就跑。每逢此时，童寯都气得“面色铁青，拎着礼物去，直接摔还”。于是，在建筑圈子里，童寯便有了“憨大”的绰号。
而童寯说过的另一句话，也广被流传，童寯告诫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学生“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严谨的学风，有正直的人品，才会有合格的建筑设计。”
链接：童寯，国立中央大学至南京工学院教授，著名建筑师。童寯设计了南京外交部大楼、上海大戏院等众多经典作品。
（2011.10.20《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