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作为一所始终立于中国高等教育前列的百年名校，东大一定有着她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绵延传承的学校精神。我们应该了解它、认识它，从而发扬光大。学校精神作为学校文化之魂，是一种具有共性或形成默契的行为取向和精神观念，它可能是无形的没有诉诸于文字但却是组织成员时时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个人的行为，影响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传统。

     东大精神作为学校文化的核心，它的特征是什么？这种精神的实质又是什么？它在东南大学发展成长的历史中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如何引导着我们的办学理念，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并影响着一代代东大人行为的，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并加以总结升华的。

一、关于“大学精神”

        所谓“组织精神”可以看作是组织成员共同追求的一种信念或者精神境界，以此为座右铭的行为准则和渗透到血液中的核心价值观。大学精神有着普适性。例如，我们谈到大学精神，一般都会概括出这样一些特点，如追求真理、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精神，宽容民主、思想自由、独立批判的精神，关怀终极价值、关注社会、关心人类命运的精神等等。这是大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大学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的地方。但大学又是发展着的，它的社会责任和精神取向也会随时代发生变化。每一个学校又会在紧随时代潮流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传统和学校精神。

      我们前面说过，“学校精神”是组织成员认同并共同追求的一种信念，是由一个学校历史和文化传承所凝结的核心价值观体系，一旦形成就不以某个个人意志为转移，它是一个学校文化的核心内核。而校训一般说来是由办学者有意识倡导的一种办学理念或者期待，它更多地体现了一个学校的特色和追求。或者说，“校训”是主事者对于未来的期待，不是历史的总结；是把组织的宗旨具体化，它往往反映了一个组织的特性，即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独一无二之处。好的校训、厂训凝练和明确了组织倡导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沉淀下来就升华为一种精神，而且往往非常有特点，与众不同。如：

        * 北大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 中央党校：实事求是

        * 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

        * 国家会计学院：不做假账

        * 西点军校：责任、荣誉、国家

        * 同仁堂：品位虽贵并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

      因此，我们所说的学校精神，实质上是一个学校长期形成的并为全体师生认同并遵守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校训则是组织精神、组织宗旨、组织愿景的具体化，同时又是时代的产物，有鲜明的学校特色；而校风、学风等则是学校精神的外在行为表现，它与学校精神互为表里，构筑了学校文化的整体架构，形成了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

二、东大精神形成、演进的历程

        学校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与诸多因素相关。既有大时代的背景、教育思想的转变、管理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冲击，也与领导人的倡导、组织成员的甄选以及学校与社会互动产生的合力有关。其中，社会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时学校领导人的办学理念对学校精神的形成和演进起着主要作用。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脱离时代环境抽象谈所谓“大学精神”。

       我个人认为，在东大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中，东大精神或东大办学传统的形成、发展、演进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02-1912年，三江、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时期；1915-1949年，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时期；1952-1987年，南京工学院时期；1988-迄今，新的东南大学时期。

     这一划分与一般按编年史分略有不同，主要依据是两条：一是学校办学的外部环境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教育管理体制是否出现大的变迁及社会转型。二是当时学校的领导人是否有自己系统的办学理念，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有实实在在的办学实践及成果，而且是“校内有共识，社会能认可”的。下面，我按照这一历史线索谈谈对东大精神或办学传统的认识。

    （一）“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李瑞清与“三江精神”——三江、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时期（1902-1912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创阶段，也是东南大学的初创期。废科举、办学堂、兴教育，以培育师资为起点。在办学思想上，由过去的尊孔读经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学制和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学习日本，引进了算学、物理、舆地、博物、农学等自然科学课程。这一时期既是晚清政府风雨飘摇，中国社会将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也是中国教育由传统的科举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重要时期。

     李瑞清主持两江期间，广延中外教师，开办科学教育，建立实验实习场所，重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学堂开办近十年，共培养学生2000人左右。教学成绩卓著，学生考试成绩为江南各高等学堂之冠。

    从办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看，这一时期主要是向日本学习。因当时系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初创阶段，无章可循，教学内容及形式，一般摹仿日本。所安排课程，除国文、历史、伦理学、经学、修身等课外，其余均参照日本师范学校所设课程而行。在师资上除直接聘用日本教习外，还一次选送52人赴日本留学深造，这批人中有近50人先后在两江任教。另外在学科课程设置，学制年限，师资聘用等方面也形成了规范。与传统的书院学堂相比，已具有现代大学雏形。这是中国教育第一次对外开放，也是第一次留学生潮，对中国的教育及对中国的社会进步都有着重大影响。

     在办学指导思想上，三江、两江大体遵循的是当时“洋务派“代表人物，也是三江创办人张之洞先生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方面西学东渐，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希望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另一方面，又想维护传统经学伦理的正统地位，维持清王朝的统治。在办学方向上的徘徊和犹疑，恰恰表现了中国高等教育初创期的稚嫩和不成熟。

     李瑞清对后世的影响，除了他的办学成就外，更多是在精神人格方面，他学识渊博、人格高洁，以“视教育若性命，学校若家庭，学生若子弟”的精神，悉心兴学育才，始终不渝。在校风学风建设上，李瑞清以“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为校训，培育“俭朴、勤奋、诚笃”校风，也体现了李瑞清重视学生德行养成，倡导诚朴踏实的精神。由于这一时期较短，仅仅十年，其间又数经战乱兵火，办学经费窘迫，正常教学尚难维持，虽然李瑞清校长苦心经营，身教言传，仍未形成稳定的教学传统和学校精神。

    （二）诚朴求实、民族、民主、科学，是南高东大精神的核心——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时期（1915-1949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东南大学历史上一段辉煌的时期，奠定了东南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的地位。从大的时代背景看，经历辛亥革命，中国由封建走向共和。虽然直到新中国成立，国家一直处在军阀争斗、内忧外乱之中，但高等教育还是在艰难中有了长足发展。其最主要的变化是，由学日本到全面仿效欧美，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又有深厚国学根底的海外留学生回国投身高等教育，使中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并且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完整的办学体系和管理模式，集聚了一批优秀的师资，培养了大批人才，具有东大特色的“诚朴、勤奋、求实”的校风和“民族、民主、科学”的学校精神也初步成形。东南大学及其校长郭秉文先生就是其中杰出代表，以后的中央大学也大体沿袭了东大传统。
南高师在东大历史中存续时间不长，但却对学校精神及校风、学风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地位。

     什么是南高精神？什么是南高校风？朱斐先生在《东南大学史》中曾有一段较为精辟的论述，“概括地讲，主要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南高的校风，主要是诚朴、勤奋、求实。但两者并无截然界限，它往往融合、贯穿在一起，如纯朴、勤奋之与民族精神，求实之与科学精神，都有难解难分之处，但细细地分析思考，还是有所不同，各有侧重。学校精神是指在学校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学风主要指授业、治学的精神和态度，校风则泛指教学上、工作上、生活上、纪律上的教化与风气”。

     南高第一任校长江谦立“诚”为南高校训。诚，可寓真诚、忠诚、诚朴、诚实等意义，而一般地说，则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知识上的明达物理。江谦在1915年8月《关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状况报告书》中提出，“本校校训所用诚字，诚者自成，所以成务；先圣至言，实为教育精神之根本。演言之诚，则有信心、有信力。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国；有信力，乃知非实行教育不足以救国。期望学生以信心为体，以信力为用。此本校训之主旨也”。他修“梅庵”，把两江师范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悬于门首。江谦躬身示范，师生相行相效。“诚实、俭朴、勤学、勤劳”之风渐渐形成，是谓善始。

     郭秉文主校后继承和发展了江谦“以诚为训”的教育主张。认为南高以“诚”为训育之本，也应以“诚”为智育之本。诚可以让人明白事理，择善而守，都是智育范围的事，也是达到“诚”的境界的途径。所以，智育也应以“诚”为本。这就把“诚”拓展为真诚地追求知识及实事求是，坚持真理。郭秉文还提出《中庸》所言之诚，即包涵智、仁、勇，而勇者必须有坚强之体魄和充实之精神。这样以“诚”为训便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诚涵知、仁、勇，诚育德、智、体；以诚为训，即以诚植身、以诚修业、以诚健体、以诚处世、以诚待人。

    南高师改组为东南大学后，郭秉文又将校训确定为“止于至善”，要求师生的言行品性臻于完美。它取于《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郭秉文在贯彻以诚为训的办学思想和提出“止于至善”的校训时，也不是限于要求学生道德的完善和人格完美，还贯之以民族精神和科学精神，明确提出“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立国兴国”。

     郭秉文是东大历史上，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人物。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现在也越来越为人们认识和肯定。他1914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应江谦之邀1915年出任南高师教务主任，后接任校长。1921年又力主筹建东南大学并任第一任校长，直到1925年东大易长风波辞去校长职务。短短十年间，就使东大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最优秀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大学之一（北大、东大、清华、交大）。这个十年可以说是东大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十年”。

     中央大学的校风和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和继承了东大的传统。罗家伦在就职中央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说，中国的国难深重到如此，中华民族已临到生死关头，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要为民族和国家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文化。

       罗家伦还提出“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校训，其中“诚朴”二字，可以说是两江、南高、东大以来，多年校风传统的基本内涵； “雄伟”，是指要有“大雄无畏”之精神和追求“伟大崇高”之志向。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时，国内抗日呼声高涨，校园内学生群情激奋，罗家伦提出这四个字作为校训，无疑是针对时弊对东大精神和校风做了新的阐发。在抗战中，中央大学西迁重庆，在敌机轰炸，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坚持办学，全校师生同仇敌忾，团结镇定，坚持教学科研，弦歌不辍。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政权腐败，中大师生奋起抗争，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开辟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毛泽东语）。这亦是 “民族的（爱国）、民主的、科学的” 精神的生动体现。

    （三）“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南工校风——南京工学院时期（1952-1988年）

     南京工学院是东南大学百年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之所以以1952年为始点，是因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原中央大学虽更名南京大学，但基本处在对旧大学改造整顿阶段。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强化了党对大学的绝对领导，党和国家对高校的办学方针、人才培养标准，学科课程设置等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二是高等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最突出的标志是干部、师资国家任命调配，学生统招统分，经费全部由财政拨款；三是高等教育模式全面学习苏联，推行专门化，创办了一大批单科性大学，强调为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化培养人才。这些变化不可能不对学校的办学思想、人才培养和管理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以原中央大学工学院为主体成立的南京工学院，作为一所单一的工科大学，其人才培养目标是国家工业建设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是“工程师的摇篮”，因而在校风学风以及师生身上体现出的“严谨、勤奋、实干”的特色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校风提法，应该是到八十年代初的事了。但确切的出处究竟在哪里，是谁最先提出的暂时也没有证据。有人认为这个校风或校训的提法流于一般，缺少特色。我倒觉得，它与南工的校风及学校精神倒是相契合的，与历史上的东大、中央大学的校风也有一脉相承之处。至于缺少学校特点，其实也是当时中国高校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共同的“特色”。

    （四）诚朴求实、与时俱进、止于至善——新的东南大学时期（1988-迄今）

     以1988年南京工学院复更名为东南大学为新时期的始点，而不是惯常的以1976年“文革”结束或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基本结束了理论上的争论。作为高等教育也从十年文革动乱中走出来，经过八十年初的整顿恢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从单一的教学教育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从过去学苏联到向世界全面开放。而且回顾更名后近二十年的发展轨迹，应该说基本是一以贯之的。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东大精神又被赋予了新的内容。改革开放初期，学校提出“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校风，将其核心精神概括为“严密审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心同德、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八十年代末，针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学校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学校党委提出，一个学校要有凝聚力，必须有它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要创办一流大学、培养一流人才，必须树立一流意识，要形成和发扬与学校奋斗目标一致的“东大精神”，并在全校开展了关于东大精神的大讨论。时任校长韦钰指出，在继承发扬东大优良传统的同时，要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应该倡导责任、奋斗和奉献精神，每个人都应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对民族、对学校的责任，为国家富强、民主昌盛、学校振兴而努力奋斗和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初，东南大学确立了要把东大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国内外知名大学的奋斗目标，并在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强调现代大学的使命是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实现“引领社会前进”。要根据经济合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国际科技教育发展的趋势，大力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复合型人才。在新时期人才培养目标上，易红校长进一步明确：“要始终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作为学校根本任务，大力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与和谐校园建设，使我们的学生能具有远大的目标、坚定的信念、健全的人格、健康的体魄、扎实的知识基础和优秀的创新能力，成为能够报效祖国、造福人类、引领社会的精英人才和栋梁之才，使东南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和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002年，在东大百年校庆时，学校决定恢复郭秉文任东大校长时提出的“止于至善”的校训，我是赞同的。但我觉得如果能以“诚朴求实、止于至善”作为校训，也许更能反映东大的历史传承，东大精神的内涵，也更能体现东大区别于其他学校的办学特色。诚朴求实反映了东大的校风学风和治学为人的态度，也是百年东大为世人公认和最显著的特征；而止于至善则表现了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

    最后，我想说说我对东大精神的理解。在我看来，爱国主义、科学民主应该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承担起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责任，追求真理、探究未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大学精神的内在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诚朴求实、止于至善”办学传统和特色，可能是东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个学校的精神不是写在纸上，不是存在于学校标语口号上，甚至也不仅仅体现在校长的办学理念中，而是一种历史的积淀，精神的升华，它体现在每一个教师学生身上，体现在学校的各个方面。一个人只要在这里工作生活过，就会受到它的浸染，被打上深深的印记，并影响你的一生。

（根据作者在我校人文大讲堂的演讲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