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母校百年华诞的一份厚礼
——介绍《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一书
(一)
罗炳权、王慧君两位校友主编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以全新的面貌向读者展示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主编在“编后记”中说：“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学生运动的出版物已经有了一些，多数是单纯资料性质的或者是个人回忆录性质的”；本书却“将南京学运大体按事件发生的先后，编成一本有自己体系的结构较完整的书”。
我阅读了这本书以后，深感此语不虚。
第一，本书对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学生运动作了准确的定位和全面系统的论述。
本书将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提到与解放战争相协调的第二战场的高度来认识，准确地为包括南京学生运动在内的整个蒋管区学生运动定了位。
南京学生运动以中央大学为主力。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央大学才从重庆迁回南京，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运动与重庆的学生运动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因此，本书的主要内容从１９４５年８月重庆中央大学成立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写起，一直写到１９４９年６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大中学生踊跃报名，１０月奔赴大西南为止。
由于当时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因此本书不仅重点写了中央大学，也写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高校的学生运动。在“五·二〇”运动一章中，实际上写了京、沪、苏、杭四地区１６所高等院校的学生运动。
第二，本书内容具体，文字活泼生动。
本书作者的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又都是事件的经历者、见证人，有些作者还在一段时期或一个方面参加过运动的领导工作。正如作者在“编后记”中所说：“积淀在老人脑子里的都是一些最重要、最突出、印象最深刻的情节，用积攒了几十年的激情把它写出来”；“在写作过程中，除查阅有关书籍、报刊、档案资料外，还访问过几十位老同学，召开过几次中央大学以外的南京几所高校同学座谈会，或个别采访并请教过部分当时的领导人。”因此，本书所引用的资料是具体、可靠的。全书文字又经过多次反复推敲修饰，生动活泼，极具可读性。例如在“五·二〇”运动一章中，作者写道“
“突然，中大的校长秘书请中大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王世德去校长室。……王世德进了校长室感到空气有点异常，除校长吴有训外，还有两位外边来的人。没有经过任何介绍，外边来人用不容争辩的命令口吻说：‘你们的游行队伍不能出去，否则安全没有保障。’面对突如其来的命‘命令’，王世德十分轻松地说：‘游行请愿是中大系科代表大会的决议，也是京沪苏杭十六所学校的共同决议，谁也改变不了。’外边来人见王如此干脆，改了口气说：‘金大已不游行了。’事实上，王世德通过联络员对金大情况十分了解，王说：‘金大和我们一样给军警包围了，他们正在交涉，队伍会出来的。’说到这里王世德索性说：‘说金大不游行了，是谎言，是造谣。’王转过脸来对吴校长说：‘校长可以打电话去问。’这位当面造谣不脸红的外边来人心里也有几分不踏实，不敢争论。谣言被当面揭穿后，吴有训校长轻蔑地说了一句：‘不要讲假话么?选’几个字，重千钧，一针见血。王世德顿时肃然起敬，为有这样的吴校长而骄傲。然后很有礼貌的对吴有训校长和他的秘书行了个礼，说一声：‘吴校长，我走了，再见?选’”
这一段文字十分形象地刻划了吴校长的正直、王世德的机智和“外边来的人”的顢頇。
一卷到手，久读不觉神疲也。
(二)
本书总结了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学生运动的五个特点：
第一，学生运动在总体上配合了军事斗争，也就是说，第二战场与第一战场是密切配合的。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推动学生运动向前发展；学生运动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发展又加速了蒋政权的崩溃。
第二，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南京学生运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党员和积极分子活动在社团之中，团结、教育和依靠群众，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让群众为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是南京学生运动始终充满活力的源泉。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掌握斗争策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方针方法，适时进退，既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又能避免可能的损失。
第四，坚持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广大同学斗争时，面对水龙、马队、机枪、毫不畏惧，冒死冲锋，互相救助；撤退时，丢文凭，离家庭，冒艰险，过关闯塞，一幕一幕地在学生运动中涌现。
第五，依托解放区作为学生运动的大后方，使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学生放手斗争，遭遇挫折，则组织撤退，减少了后顾之忧。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学生运动的上述五个特点是实事求是、有说服力的。
(三)
阅读这本书，读者还应该探索体现在南京学生运动中的精神。关于这个问题先得举几个书中讲到的事例。
本书在介绍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大学生的情况时写道：
“大批沦陷区的青年，不愿做日本占领下的奴隶，……辗转来到重庆。”
“向往着内迁学府来到重庆的学子们，从童年时代就痛感国家羸弱，蒙受着列强欺凌的耻辱。他们怀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类的宏志走来。他们热爱祖国，要救国。他们是寻求救国之路的一群。”
高官贵族、地主富商的子女中，“也出现了叛逆的一群”，“他?(她)们要追求光明，寻找正义、自由。”
本书介绍抗日战争期间，南京大中学生的精神面貌时写道：
“南京大中学生，从日伪统治时期到国民党政府还都，经历了两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斗争。一是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人民实行奴役、奴化、毒化政策，学生反奴役、反奴化、反毒化。二是国民党还都时期，对人民采取歧视政策，而学生反歧视。两种斗争，贯穿一条红线那就是，为捍卫人权尊严而战。要生存，要学习，要民主，是人权的基本内容。统治者企图剥夺人民的生存权、学习权、民主权，人民就会起来反抗，学生是带头人。”
１９４７年的“五·二〇”运动是一场影响至深的学生运动。它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民主”的响亮口号团结了大批青年学子。本书引用了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３日《新华社》评论中的一段话：
“中国近代只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和今天比较，就是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１９２５年的‘五卅运动’和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三次运动中的群众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提出如此悲惨和如此普遍的反饥饿口号，也没有公然看到人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还都南京以后，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是民主与暴力、自由与专制的斗争。国民党政府破坏选举的暴行，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与抗议。本书记载了这一段历史，连老教授也予以谴责。楼光来教授说：“同学们要站起来，确定两个风气：读书自由的风气和鄙视暴力的风气。打人又造谣，这是野蛮加下流。”
学生自治会竞选被破坏以后，进步同学们继续斗争又成立了“中大自治院系联合会”。本书写道：“院联会实际上行使过去自治会的一切职权”，“民主的旗帜，经过迂回战斗，又被高高举起。”
在学生运动的困难时刻，学生们坚持人生尊严，坚持斗争，出现许多动人的场面。本书写道：“共产党员和新青社员们在牢狱中，在法庭上都表现出坚定的斗志和凛然正气，维护了革命者的尊严，严守党的机密，保卫了党的利益，在严峻的考察中锻炼得更为坚强。”
在全国胜利前夕，为保存革命力量，进行“北撤南下”。本书写道，为确保安全撤退，在学委系统选出“交通员”，负责护送撤退人员。“１９４８年１２月天寒地冻的一天夜晚，交通员汪国澄已经两天没能睡觉了。当他刚刚送走一批人员过江后，回到宿舍准备上床时，马上又得到上级通知，告知江阴方面有‘情况’?(即敌情)，必须即刻出发，在天亮前赶到无锡，截住头班从无锡开往江阴的班车，把准备撤退的颜次青、陈秀兰阻拦下来，否则有被捕的危险。可此时要赶上最后一班火车，仅仅只有一个小时。当他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启动。为了同志安危他不顾一切，飞奔前去抓住最后一节车的车把，挂在车门上。当他刚喘口气，庆幸有望赶到无锡时，突然车门打开，走出一国民党军官，吆喝着要他下去，还不时打他的头，踢他的腿。此时汪国澄虽然手脚发软，头冒火星，但他清醒地告诉自己：决不能松手?选否则颜、陈两同志性命难保。党的嘱托，同志的安危给了他力量和胆识。在汪的坚持下，也许因为天气太冷，那位军官终于关门回去了。中途停车时，个个车门仍紧闭着。火车在漆黑的原野上奔驰，他手已麻，头已昏，几乎难支。突然他想到脖子上的长围巾，马上解下，拦腰系在车门把上，使身体有所依托，得到保护，终于平安抵达无锡完成任务。”
从以上实例，读者不难发觉，体现在南京学生运动中有一种浓浓的人文主义精神。以这种精神对待自己，则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尊严；以这种精神对待他人，则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和尊严；以这种精神对待国家和民族则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包括了爱国主义，但又不仅仅是爱国主义，它比爱国主义精神更宽、更丰富。
(四)
作者在“偏后记”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历史不会记载普通人的命运。然而，普通人却是塑造历史的动力。本书除扼要介绍了几位有关学运发展的头头脑脑和几位烈士之外，没有介绍更多的人。然而，正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用行动谱写了解放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南京学生运动。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又以普通人的身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十年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与国家人民同命运，经历坎坷挫折而无悔。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常常想起和议论他(她)们，时常发出由衷的赞叹。这一代人的生活是不完美的，然而是幸福的和有意义的。现在，他们中有不少人已乘鹤西去。本书的撰写出版也是对他们的缅怀和纪念。光荣属于指出光明之路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人!选光荣属于披荆斩棘谱写历史的人!”
广大读者一定会赞同这段结束语。
这部《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实际上是作者们献给母校百年华诞的一份厚礼，衷心祝愿母校人文主义精神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杨。
(作者茅家琦：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