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学科 尽心治校 乐育人才
——钱钟韩的治学精神和教育思想
近、现代史上，伴随着动荡的社会局势和教育事业的曲折前进，我校曾10次易名。其中南京工学院这35年，是东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钱钟韩教授从1952年南京工学院建院起即担任教务长后转为副院长，“文革”后又出任院长。这两次任命都是国家和学校处于社会大变动之后，正值百废待举而又困难重重之际。但钱钟韩教授知难勇进，他在处理校务的同时，一直没有离开过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且成绩卓著。他始终本着追求真理、不断探索的学者精神，吸引着、鼓励着、帮助着、带领着全院师生员工奋斗，在学科建设和管理学校两方面都作出了贡献。由此上溯到40年代的中央大学工学院阶段，再下延到如今的东南大学阶段，身为优秀科学家、教育家的钱钟韩教授，都曾经发挥了很大作用并且还在继续发挥其积极的影响。因此，本文希望能对钱先生的学术成就、办学思想、教育观点作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学术成就
1933年，22岁的钱钟韩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留学。抗战爆发前夕，26岁的钱钟韩返国，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任杭州浙江大学机械系教授。抗战胜利后，他来到南京中央大学，直到今天，在高等学校从教半个多世纪。
钱钟韩教授的重要学术成就之一，是为我校开创了一个综合的和具有先进水平的动力工程学科体系。在他的门下培养了许多学术骨干和技术骨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研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是他把教学与科研结合、把学科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也是与他本人的学风、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不可分的。
钱教授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把学习活动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断扩展自己学科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并不断锻炼和提高自学能力。”几十年来，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博学广取，潜修深研，给自己打下了雄厚的理论基础，积累了广阔的科学知识。每当学校里需要开设新的课程而没有合适教师时，他总是自告奋勇，乐于改行，而且认真备课，融会贯通，善于从邻近学科的不同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说明观点，教学效果很好。当有新教师来接替他时，他又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编写的讲稿送给刚任教的教师参考，帮助他们提高，逐步形成一支富有特色的学术梯队。
建国之初，为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修复被破坏的动力设备和自力更生地设计制造出新的汽轮发电机，钱教授根据国家需要，带领三位助教开办了“汽轮机设计专修班”，分章备课，造就了第一批专业队伍。1952年院系调整后，又根据新建电厂急需高级运行技术人员的情况，按高教部要求，从优秀的在读大学生中挑选出一批学员，由钱教授主办了“动力检修”两年制专修科。他自编教材，在国内首先开出《热工仪表》、《热力设备自动调节》等新课程，为新建电厂输送了合格的专业工程技术人员。从30年代到50年代的长期教学实践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动力工程学科的新观点：过去教材中往往分门别类着重讲各项动力设备的构造和设计，只从静态和孤立的观点去研究各项动力设备，没有抓住整体运行和不断适应外界需求的要害。他认为，动力工程学科应从动态运行和联合系统的观点来把握各项设备的运行特性；要强调各项设备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要在了解分件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联合运行和整体设计的科学。为此，必须把机械、热工、电气以及检测仪表和自动化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钱钟韩教授在这几个学科领域的交叉点上开始建立新的动力工程学科。1954年，学校接受他的建议开办了动力工程系。三年困难时期，他着手筹建热工自动化实验室，又与动力系的同事们合作，提出正在规划中的国产6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热工监测和自动调节方案，得到一机部和电力部的表扬。钱教授的长期努力，使南工在热工自动化学科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70年代初，半导体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于国内生产实践，动力和化工部门大量使用的电动单元组合仪表正面临着由真空管式到晶体管式的更新换代，急需培训新的设计、运行和维修技术人员，以适应这种技术基础的重大转变。钱教授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华东电管局电子仪表培训班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实践工作。1974年他主办了江苏省电业局半导体仪表训练班，独立编写三种教材，并且通过试验研究，纠正了当时技术资料中的一些错误。“文革”结束后，他创办并领导了南工自动化研究所。自1962年以来，他培养了数十名研究生，其中从1978年起至80年代，又指导了一批博士生。在南工30多年来，他开的新课就有20多门。
在科研方面，钱钟韩教授的选题都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迫切需要，或是某个学科领域中的争论点，或是涉及好几个知识领域的技术难题。他在科研工作中，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首先注意透彻分析和有效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再由此上升到发展科学理论和规律性的高度，因此，他在几个不同方面所写的学术论文，都是针对当时科技工作中的一些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并有相当份量和影响。例如他在《汽轮发电机功率调节对象的电模型》这篇论文中澄清了大功率汽轮机采用功频电调的一些基本特点及其与电网的联系，对推动我国大功率汽轮机的功频电调，起了促进作用。他在《高压蒸汽的数学模型及其在流量测量中的应用》的论文中，利用复合分子的近似假设，得到了关于高压蒸汽热力学性质的一些极为有用的推论，研究出了适用于较宽范围而又有较高精度的数学模型，从而修正了过去沿用的有关公式，为蒸汽流量的在线测量提供了科学基础，解决了我国自动计量电厂蒸汽流量的一个难题。在分析热电系统的运行时，往往需要建立各种复杂的动态数学模型，但一般计算公式极为繁琐。钱教授在60年代初就提出了当时在国际上是先进的、统一的近似简化方法，并在70年代把它首次成功地应用于国内大型热力机组的全面仿真工作(秦岭发电厂单元机组)，把仿真计算所需的容量降低到一半以下。80年代，他评析了国外流行的各种模型降价方法，提出“有限信息资源合理分配”和“中、低频段分别处理”的原则，在模型降价算法上有了新的突破。这些成果都体现了他对工程数学的精深研究。
钱教授一生献身科学，不求闻达。他几十年如一日，只要学生、同事或工业界同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并不厌其烦地给予详尽指导。有时为了讨论某个学术问题，他能陆续写出上万字的讨论意见，送给别人。他先后帮助别人解决了十多个电力和自动化系统中的重大问题，他从不求名图利；他的创见和成果，常常在别人的论文中和著作中首次发表，他不仅不计较，反而为同行队伍的日益壮大而感到高兴。学生谈起他都说：“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凝聚了钱先生的辛勤劳动。”
鉴于其突出的学术水平和贡献，钱钟韩教授在1980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1985年，他荣获美国南加州中华科学家工程师学会的特别奖。
分析起来，钱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功大概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始终保持热爱科学、好学上进的精神。这种品质帮助他闯过了学术生涯中几个重大关口。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受到了错误批判；在“文革”十年浩劫中，他又受尽折磨。但这两次挫折都未使他对科学和教育事业灰心丧气，他在逆境中钻研新学科，利用“靠边站”的空隙进行学术上的补课。1957年反右后他就着手深入研究热工自动控制问题，为不久以后筹建这个实验室作好了理论上和实验技术上的准备；“文革”中他被“监督劳动”时，抽空掌握了半导体电路技术，系统发展了建模理论，为未来的自动化研究所奠定了学术方向。这种顽强的求知精神，实令人钦佩。
(2)开拓性的学术思想，注重在不同学科的“结合点”上下功夫。我国现代的高等工程教育中，由于长期以来专业划分过窄，人才培养模式单一，致使一些教师中“专业思想”严重，他们只愿守在自己擅长的狭隘领域里进行教学、科研。钱先生认为这种给自己在学科领域上封疆划界是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个人进步的。他看到在传统的单一学科范围内，能够适应时代进步和作出较大成果的机会毕竟不多了。科学界、工业界所需解决的难题，往往出现在两个或多个学科的边界上。如果我们能从老框架中跨出一步，学一点新知识，在几个学科的中间地带里去找寻新的“结合点”，就可形成边缘性或综合性的大课题，并可能取得新的、更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半个世纪以来，钱教授就是从这种学术思想出发，创建了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动力工程学科体系。他不断向同事、向学校师生员工宣传“机电结合”的学术思想，他在大学学电机工程，后来转研究热工，他能把机电(甚至还包括化工等)学科融会贯通起来，培养和帮助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成长。
(3)注意方法论上的创新。钱先生说：“我什么专家也不是。当专家们干得顺利时我从不插手，而当他们搞不下去或争执不休时，就说明那个问题还没有标准的答案和现成的方法，我这个‘外行’就可以插手了。一般专家解决问题靠系统知识，而我靠的是方法上的突破”。重视解题方法和技巧，是从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的。初中里学数学，他发现为了求出同一个答数，往往有几条不同的途径。从中他悟出一个道理：重要的不是求出一个具体答案，而是去找寻解题方法的一些关键。在若干种可行办法之中进行优选，力求采用最直接的思路和最简洁的方法，就可能在一份理科作业或试卷之中反映出自己的个人特色。在高中和大学学习期间，这种独特的思路和尝试曾引起好几位老师的注意，令他们惊讶。这种经历，对于养成他独特的治学方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科研中，他在热和电两个学科领域之间架起桥梁，利用电模型来阐明热力设备和热物理现象的动态变化，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他把“等效电路原理”应用于旋转窑辐射热交换、锅炉——汽轮机协调控制系统的动态分析，作出了一些出人意外的科学结论仲裁了电力部门同行间的长期技术争论；同时从理论上阐明了机电联合发生共振的根本原因和处理方法，澄清了过去技术文献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和混乱想法。
在教学上，他用这种注意方法论和追求直观性的思想启迪学生，使青年人头脑活跃，善于融会贯通。50年来，为国内外动力工程事业输送了很多优秀人才。
(4)钱教授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他动手能力很强，勇于实践，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在他的工作过的实验室里，所有仪表都经过他亲自拆装和改造。他修旧利废，不断改进现有设备，以发挥其最佳功能。他说：“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是获得真知最快的方法。多动手，可以加强形象思维和求实观点，亦可以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因此如果教研人员轻视实验室工作，把具体的实践活动完全交给助手去做，这将是一个严重失策。”
二、办学思想
从1948年代理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至新中国成立，是钱钟韩担任学校领导工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处于新旧社会交替时刻，他在南京临解放时的学校应变委员会中负责全校采购和分配粮食等重要工作，使几千师生安心留校，迎接解放。
1952年南京工学院建院起至1957年反右斗争止，钱教授任副院长，这时期的主要大事是从全盘照搬苏联教学内容和方法，逐步转到建立中国自己的高等工程教育体系。当时的院长汪海粟同志十分信赖老知识分子，对他们工作很放手。人们称我校这段历史为“汪海粟时期”，是南工初期的一个“黄金时代”。钱钟韩作为当时南工的副院长，主管教学科研。在教育改革方面，组织全院上下进行研讨，使广大教师及早对学科与专业设置有了共识，遵循科学和教育规律，建设适合国情的工科高教体制。60年代初，他恢复副院长职务，在刘雪初院长的领导下，分管科研工作。主编《南工学报》，使学报成为学术争鸣的园地。
1980年，我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吴觉同志主动向高教部提出辞去院长职务的请求，并同时力荐钱教授出任院长。吴觉同志是革命资历深、功劳很大的老干部，他功高不自矜，在位不恋栈，把重振学校放在首位。由现职的政工型院长出面，主动推荐优秀知识分子来当院长，这在当时全国高校是开风气之先的。我校由此结束了“文革”十年动荡中主要领导更迭频繁、教学科研一直不能走上轨道的局面。从1980年11月至1983年11月，钱钟韩教授任南工院长，这是他在我校从政的第三个级段，是“文革”后拨乱反正最艰苦也是最富有成效的一段。这期间，在党委的领导和帮助下他从整顿教学秩序、抓本科生的学籍管理、学习质量开始，在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后勤服务等各方面都重新制订了一套制度，把全校几千教职工的人心从政治运动后期那种惶惑、冷漠、混乱状态逐步吸引、凝聚到教学、科研上来。上任第二年，学校各项工作稍稍就绪，钱院长就向大家提出了新目标——“以重点学科的建设来带动全校的教学和科研”。他指出：“考虑问题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事。我校今天弱一些、钱和物少一些，这并不是决定性的。我们要考虑五年、十年后的事，一个系、一个专业都要有个五年、十年的打算。”“重点学科的建立，需多种学科、多种人才的支持和配合。例如计算机科学这次虽然没有被列为我校的重点学科，但如果在计算机应用方法上没有广泛的发展和新的突破，则目前已指定的几个重点学科亦就可能上不去。建筑结构、自动化、电子学固然如此，建筑设计亦何尝不是如此。”钱院长亲自撰写英文的申请贷款报告和项目论证书，为我校争取到首批世界银行贷款，建成了计算中心。他在校内扎扎实实建设学科，同时又开始与日本、美国等进行学校交往。到他离任时，学校里已呈现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六年以后，我校有四个学科(含五个博士点)被国务院学科评审组正式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总结钱院长的办学思想，主要的有如下几条：
(1)把人的素质问题放在第一位。学校办学的主体是教职员工。需要什么样的人，吸收什么样的人，在领导思想上都必须十分明确。学校是研究学问、培养人才的地方，本身就是清苦的，要把追求学问并以此为乐的人吸收到学校里来。在改善人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问题上，他认为解除员工生活上后顾之忧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注意改善他们的岗位工作条件，使他们能在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这样才能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补偿物质生活的清苦。因此，在每一阶段的管理工作中，都致力于改善工作条件，如添置图书资料、设备仪器、教师备课的书桌等等，这是有形的工作条件，还有无形的，主要指时间上、精神上的条件。他希望为教师创造一个心情舒畅的学术气氛环境。在困难条件下能够专心工作，并提供进修、学习新知识的机会；希望使各种类型的人都能够尽其所长，在教学、科研上闯出自己的路子，把个人成就与学校的荣誉和地位联系起来。他认为以统一规格来限制和排斥人才的那种管理体制是可悲的。
(2)经费、设备是办学的必要支撑条件。在钱和物的用法问题上，他一贯反对那种放弃领导责任，以平均分配来回避校内矛盾的做法。总是根据总的发展目标，选择重点集中投资。例如集中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建成我校“计算中心”，就是一例。他积极鼓励各学科互通有无，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不主张各系、各学科互相封锁和攀比、分别搞“小而全”的分散主义作风。作为工科大学的领导人，钱院长尤其重视实验室建设，更着重提高实验人员业务水平。他有一个独特见解：设备的工作性能主要决定于使用人员的水平。不管它们是从国内外的何处购置的，亦不论它原来的规格如何，学校里的仪器设备只能稳定在某一个水平上。这个稳定水平就是我们实验室人员能够操作它、维护它、修复它的水平。现在很多设备是从日本或美国进口的，如果我们不会合理使用它，它的性能就会一天天坏下去，下降到你们能修好和调好它的水平，才可以长期保持稳定。随着使用人员经验和知识的不断提高，设备的功能就会不断提高，设备的功能就会不断被开发直至最后恢复到原来应有的水平。假如实验室工作人员能对现有设备继续改进，还可以超过它的额定指标。
(3)以重点学科建设作为结合点，带动教学进程中基础课与专业课的结合，教学与科研的结合，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的结合，业务线与行政管理、后勤服务、图书情报等全校各种岗位的结合。在这个宏观的办学指导思想之下，钱院长大力促进各系所、各学科之间的学术和技术交流；促进各学科走向社会与工业界展开合作；促进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人新事及时给予关心和支持。1981年底，刚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回校的教师韦钰提出创建生物医学电子学科，一时反对的意见也很多。这时，院长钱钟韩和其他党政领导同志热情支持，认为在几个相隔很远的学科领域的结合点上可能会出现更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并为青年一代人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十年过去了，现在韦钰教授建议创建的生物电子学、分子电子学科已在国内占有一流地位，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
(4)校长要抓好校风和学风。要使学校以育人为中心，以教学、科研为主体的思想，以及学校一切管理部门都要为教学、科研服务好的思想渗入每个员工的心灵。他认为，每个员工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岗位工作都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各自起着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作用。人人为育人尽力，从借出一本书，查阅一份资料，做好一次实验，上好一节课，清扫一段校园之路……所有这些细微之处都能看得出校风和学风。
另外，作为一校之长，钱先生始终保持了公正清廉、毫不徇私的高尚品格，他说：“大学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不能拿学籍来作交易而搞个别照顾。”这种好作风在学校里也一直流传下来。
三、教育观点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钱教授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
他清醒地指出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矛盾。首先，国家办学是为了培养出忠实的公民和合格的劳动者；而家庭和学生就学的动机则更多着眼于个人前途。这是教育目标上的分歧。其次，教育体制一般是根据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模式，特别是按照现有教师熟悉的模式来办的；但是，新时期育人的着眼点都是面向着未来，要培养出在知识层次和业务水平上更高于老师的新一代专家特别是更有开拓性的一代。这是教育方法上的矛盾。当前众多高校还未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当前教育改革的主题。
钱教授进而指出，既然社会各方面都在努力对学校教育提出自己的要求，不尽一致，而各方面的积极合作，对于学校教育的成功又是必不可少的，就应该分清主次，协调平衡，制定出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统一目标，然后才能进一步考虑要采用什么有效手段和措施来实现这种目标。只从某一方面的主观愿望出发，把目标单一化和口号化的倾向，都是行不通的。
钱教授认为，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教育改革亦不能解决社会就业和劳动工资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关键在于首先要制定一个包括“充分就业”和“合理分配”的社会发展规划，再按其行业部类、层次结构和地区分布来组织相应的教育网，以避免教育建设中的盲目性和人才供求之间的严重不适应，这种规划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部门本身的职能范围，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在学校范围内，钱教授提出由学校领导、老师与学生三方面结合起来，共同进行教育改革的思想。他认为学生们对改革目标是否充分理解，对改革进程是否积极参与，这对教改的成功与否起决定性作用的。相反的，那种“奉命改革”和被动应付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钱教授又从人才成长的规律着眼，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提出几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其中包括：人的“知识化”；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兹分别说明如下：
(1)钱教授认为人的“知识化”和价值观的转变是学生成才的标志。他一向强调大学负有使每个大学生“知识化”的重要任务，所谓“知识化”就是要学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不是拿到一张毕业文凭就算完成了，而是体现在人的价值观的彻底转变。这种人才不再仅仅是以知识和技术作为谋生的手段和提升的敲门砖，而是以追求科学真理、开拓本门学科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生活乐趣。有了这样的人，即使起点较低、条件艰苦，只要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则日积月累，终将成为本行的专家里手；亦将成为一个热爱专业、不计报酬、负责工作、严格要求的高尚的人。一个现代化国家当然应该有开明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但如果它的科技工作队伍都抱着浓厚的雇佣观点和名利思想，就很难立足于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大国之列。古今中外有不少著名学者，如祖冲之、法拉第、居里夫妇、爱因斯坦等人，都是以毕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超越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作出划时代的科学业绩，他们的贡献和成就是不能以家传、师承、工作条件或优厚待遇来解释的。
“知识化”着眼于人的精神素质的提高和价值观的改变，它也就同时包含着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2)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是为了培养出有创造性、能够超过老师一辈的学生。钱教授认为：作为大学教师，首先要鼓励学生去发现自己的才能和克服自身的缺陷，并激发他们在科学上和事业上出头露面的愿望。韩愈说过：“师不必贤于弟子。”培养出一批立志超过老师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教育工作中的最大成就和最高艺术。如果老师处处以自己的博学压倒学生，使他们在学习上处于被动地位和陷于自卑心态，甘心拜倒在老师的脚下，则许多青年的潜在才能和脱颖而出的意志就会被扼杀，从而违反了造就人才和接班人的最终目标。
几十年来，正是由于这种信念，钱教授从不对学生摆出权威架势。他总是以平等口气与学生探讨学术问题，暴露自己的思路，鼓励他们对自己的意见挑战。并由此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课堂讲课的有限时间，去宣传学科和吸引学生。一般不宜平铺直叙地罗列知识性内容，而是要把重点放在方法论上的示范。可以通过本学科中的一些比较成熟的范例，说明如何运用本学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特殊方法，来有效地解决具体问题，从而显示出本学科的特色和威力。此外，还要适当指出学科的发展方向和面临问题，鼓动学生去开拓前进。总的说来，讲课内容不必求全、求深，而是要精心组织，讲究效果，使学生有所触动。如果只是抱着任务观点，喋喋不休，味同嚼蜡，只依赖点名、考试和作业来管住学生，则必将使学生望而却步，“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完全失去了吸引和造就本门学科爱好者的宣传鼓励作用。
(3)加强学生的自学能力，彻底改变目前常规教育中被动灌输的局面，这是钱教授的一贯主张。1985年10月，他在我校少年班大学生的讲座中，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四五十年代里)所做的工作已经不是上一辈老师所教的东西，当时我们就必须依靠自学来补充自己所缺少的知识。现在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提出新技术革命，更将要求你们这一代超过我们。在学校学习过程中，你们很快会发现，或许你们已经发现，老师教不了你们了。如果真是到了老师教不了你们的时候，就表明我们的教育改革已取得初步成功。今后的问题是你们该如何进一步学习。在分手之前，老师还应该送你们一段路，就是教会你们如何自学。只要掌握自学这个武器，你就可以脱离老师，跨出校门，开拓前进，走入下一个世纪。你们将在21世纪里生活和工作三四十年。我们希望这将是一个高速度发展和富有开创性的年代。你们必须为这个前景做好相应的准备。”
钱钟韩先生的成就、造诣和思想体系是极其浩瀚的，本文所述只是一个概况。我感到钱先生的育人思想、求实学风以及他关于寻找学科结合点的学术思想都有自己的特色、广泛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对于治学、育才、兴校等方面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当前的改革和今后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