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先生教我英文。教我英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不是我太笨，也不是我太懒，而是我缺乏自信心。
我缺乏对学习英文的自信心是由我小时的环境造成的。我小时的教育环境很好。学英文的环境尤其好。我父亲是温州中学的英文教员。温州籍的许多学者和名人都是他的学生，包括复旦大学的前校长苏步青，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夏鼐，和新闻界元老马星野等。但是父亲并没有教我英文。他认为中国贫穷衰弱，受列强的欺负和侵略，是由于科技不发达，所以主张科技兴国，要我尽力学好数理，不要太注意文科。
后来他到上海大夏大学，我留在温州，念完初中后，他让我到上海考高中。他只许我考省立上海中学的理科。如果我考不取，就回温州。
我考取了，我的目标是将来进交通大学的工学院，这对上中的学生来讲是很自然的，而且也不难。但是日本人没有让我念完上中。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兵侵占了省上中在吴家巷的校舍。我没有念高三，就“投笔从戎”参加抗战。
在陕西当了一年兵之后，知道要长期抗战，我就计划继续上学，以同等学力考大学。从陕西到重庆去参加统考，发现考理工科要考微积分，微积分是高三的课程，我没有学过，所以只好考文科。在文科里，我最有兴趣的是历史，就准备考中央大学历史系。
在报名的前一天，我向历史系二年级的高材生王铃，请教关于历史系的情形。他很赞成我学历史，但极力反对我报考历史系。他说，“要学好历史，一定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他主张我报考外文系，把英文基础打好。我觉得这位学长很有远见，就依照他的建议，报考了中大的外文系。
进了外文系之后，发现同班同学中很多人的英文水平很高。他们一向对英文就很有兴趣，不像我这个临时改变主意的人。他们有些人在教会学校念过书，有洋人教过他们，不像我这个“土包子”，从幼稚园到大学一直念的是公立学校，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洋教员。这样的处境，加上小时的环境，的确很难使我对英文有自信心。
中大一年级在柏溪，教我英文的是许孟雄先生。他教得很好，也很幽默，把英文课教得很有趣味。增加了我对英文的兴趣。但是我的自信心还是不强。
二年级在沙坪坝，我开始听范先生的课。当时他是外文系的系主任，他亲自教二年级的英文作文课，那个课是中大的热门课，许多外系的同学来旁听。每次上课时，课堂里挤满了人。
范先生要我们每星期写一篇文章。他把每篇文章里的错误都仔仔细细地改正。然后在班上发还给我们。在发还之前，他先选了几篇他认为最好的文章，念给大家听。念完之后就说出那位同学的名字，让他上去领回自己的文章。这是给那位同学一个荣誉，也是很大的鼓励。
我很荣幸，有一次我的文章也被他在班上念出来了。我在那文章里写了一个笑话。范先生念了那笑话后，全班同学都大笑。从那时候起我对英文的自信心大为增加。我发现我的英文不仅能使人听懂，而且还能令人发笑。我不能不由衷地感激范先生给我这个自信心。
中大毕业后我考入重庆新闻学院。这是抗战时期训练国际宣传人才的学校。是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合办的。哥大派了六位教授来教书，国际宣传处从全国招考中取了三十个学生。我们每天早上出去采访，下午回来写新闻稿，五点钟前一定要把写好的稿子交进去，过时不收。然后一位教授对一个学生坐在一起，将稿子一句一句地改。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洋教员。我的英语会话水平还很低。洋教授觉得很奇怪，一个不大会讲英语的人写出来的英文居然没有多少文法上的错误。他们不知道我许多文法上的错误都已经被范先生改正了。由于范先生的教导，我成功地拿到重庆新闻学院的奖学金到美国来留学。
我第一年在威斯康辛大学念新闻。我只花了两个学期就把所有硕士的课程都念完了。在毕业典礼前一个月，我告诉我的指导教授，为了要在暑假前毕业，我想开始写硕士论文。他吃了一惊。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对我说：“你写论文之后，我还要看，看了之后，才能打分数。现在离毕业典礼只有一个月，你到美国来还不到一年，你能在一个月内写出一篇论文吗?”我就回答说：“你让我试试看，好不好?如果我在毕业典礼前一星期交不出论文，你可以延迟我的毕业。”他同意让我试一下。我在三星期内交出一篇一百多页的论文。真让他吃了一惊，他给了我一个A。这个A当然是范先生帮忙我得的。没有他给我打的英文写作的基础，我不可能拿到那A。没有他给我的自信心，也许我根本就不敢提出那写论文的要求。
1983年我回国访问，八月二十三日从上海到南京，去拜望范先生与参观南京大学。那时候他已经近八十岁。已从南大副校长的位置上退休，但仍是图书馆馆长。在我到达南京的当天，他就请我在南大餐厅吃了一顿很丰盛的晚宴。在座除了范太太林风藻，他的儿子范家宁(他也在图书馆工作，现在在美国)外，还有南大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华彬清，秘书处主任常志镛，图书馆学系副主任邹志仁，和刘圣梅等人。
第二天一早就去参观南大图书馆，由华副馆长接待。他是中大1947年毕业的，曾是中大学生会的主席，坐过国民党的牢。南京解放前十天被放出来。
图书馆是我的专业。知道范先生以那样的高龄还要负责图书馆，我真想帮他替南大图书馆做一点事情。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帮他的忙，报答他对我教导之恩。现在“生欲报而师不在”，要报答也来不及了，只好写这篇小文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
(2001年10月22日写于纽约法拉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