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是前清秀才。满清末年，兴办新学，我祖父和同乡陈中凡联袂考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求学。两人共居一室、同在六朝松下读书，日夜切磋学问，亲如同胞手足。
这个两江师范学堂便是中央大学的前身。祖父在两江师范毕业后，回到家乡盐城，创办了大罔女子职业学校及高等小学堂，又长期在盐城中学、海州师范等处教书，终身从事於教育事业。我们中央大学是从创办三江师范、两江师范及南京高等师范而起家，母校的社会基础是深厚的。
抗战期间，我曾在沦陷区的南京模范中学读高中。1943年考入当时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抗战胜利后又转入由重庆搬回南京的中央大学，在六朝松下读书。1946年我祖父自扬州写了一封信叫我在南京拜访陈中凡教授。陈教授看见老同学的孙儿到他家来，非常和蔼慈祥，他对我勉励两点：
(一)你能到中央大学读书是不容易的。在校做学生时，必须努力读书、研究学问，不可错过大好光阴。“不学无术”是最可悲的，一害自身，二害国家。过去古人“易子而教”，现在我对你是“易孙而教”了。
(二)“同窗之友”胜似兄弟姐妹，今后到社会上去也是能够互相帮助的。所以在校读书时必须互敬互爱、切磋学问。千万不可为了生活琐事而争论，伤了感情。“同窗之友”都是国家同时代的人才!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还是要见面叙旧的。
以上几句话，语重心长，使我得益匪浅。陈中凡教授长期在南京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是一位知名的古典文学家。他又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1948年6月我在中央大学三六级经济系毕业。举行毕业典礼后，大家便进入徐柏园学长所捐建的校友会堂中，召开座谈会，促膝谈心、瞻望未来。当时有一位大胖子总干事走上台来。他说：“欢迎大家毕业后，走进校友会堂来。我们在这里要多谈校友之间的友谊，不谈其他，以免意见分歧，伤了和气”。他的说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母校毕业后，我到上海工作。当时吴有训校长也在上海。1949年4月吴校长曾在中州路上海商学院召开了“南高、东大、中大上海校友会”。经济系的教授程绍德、邹依仁、吴斐丹、许哲士和许多校友都参加的。后来校友会虽然没有坚持办下去，但是我们经济系的部分师生却保持了数十年的友谊交往，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联系。直到1985年上海又重新建立了两个中央大学校友会：一个是“南高、东大、中大上海校友会”，一个是南京中央大学(四年—四五年)上海校友会。我因为在抗战胜利后转学的缘故，读过两个中央大学，所以也同时参加了两个中央大学的上海校友会，并在两个校友会之间沟通了一些情况信息和相互愿望。
1985年9月“南高、东大、中大上海校友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到我家来看望我，并和我一道往访于运联学长。那时于运联学长是南京中央大学(四年—四五年)上海校友会的召集人。陈学长和于运联学长就两个中央大学校友会的合并问题进行了商谈，并且取得了共识。於是两个中央大学的上海校友会，便逐步合并起来了，从此以后统一称为“中央大学上海校友会”。每次上海校友会召开大会、小会、或集体参观旅游时，都充满了传统友谊、热气腾腾、团结温馨。十七年以来，大家群策群力、携手共进、丰富了晚年生活。这真是：
五十年前同窗友，而今幸福乐遐年
校友胜似亲手足，耄耋之年仍相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