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校友总会、中央大学校友会：
收到丛中央大学校友会寄来的东南大学校友会的贺年片及2009新年致辞，看到母校在2008年的进步和成就，同2009年的战略，令人敬佩。
去年十二月在南京的时候，承蒙图书馆顾馆长的热情接待，并同他馆里的同人们会谈，还盛宴招待。我还没有谢谢他。非常抱歉。请你们替我向他致谢并贺年，拜托拜托。
那新年致辞说得很好，母校的发展建设是校友们所时刻关注的。校友们对母校和祖国的支持是令人感激的。这是你们校友会的功劳。我要首先谢谢你们。
我的“赠书中国计划”的成功也多是靠校友们帮忙的。希望东南大学在美国的校友，能一起参与为母校图书馆收集赠书的行动。
牛年已到。祝你们都
马大任敬贺”
附：
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学者利用各种机会向人介绍“赠书中国计划”。最“另类”的办法，就是每天读报纸看讣告，看到哪位专家、学者去世了，就马上设法与他家人联系，希望家属捐献藏书，“捐一万箱不嫌多，捐一本不嫌少”……
一本书，又一本书：硬脊烫金的，纸页泛黄的；有的岁月沧桑，文句上或有划线，书页边或有批注……是的，这些书并不是新书，而是美国众多学者向中国捐献的自己的藏书，一摞，一箱，10箱，100箱，800箱——整整一个货柜。
1.两万册图书漂洋过海
今年3月26日，这一批图书从美国纽约启程运往中国青岛，供大学里的教授、讲师和学生们使用。这是87岁高龄的旅美华裔图书馆专家马大任和他的伙伴发起的“赠书中国计划”(Books-for-China Fund)，送往中国各大学图书馆的第3批图书。
这一天不巧马大任感冒了，他不能像前两次一样亲手送这些图书远行。他的3位年纪同样很大的老伙伴和他的堂妹马大幸，一早就来到纽约一家仓库，将2万余册英文科技、学术图书放入800个纸箱，用胶带密封加固。
这批图书是上百名华裔学者无偿捐献的，一部分图书是赠书者特别指定捐赠给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温州大学等十几所大学。书到青岛后，将由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青岛国际教育交流服务部主任王雪凤负责报关、验收，分发给各校。其余书籍也由中国海洋大学负责管理，并分发给需要的高校，各大学可派人到青岛选取。
2.曾任飞虎队译电员 后任美国名校图书馆馆长
非营利性公益组织“赠书中国计划”，2004年底由马大任在美国发起成立。那一年他84岁。
马大任192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一个书香门第，家中有5人列入《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他的父亲马公愚，是一位书法家。马大任小时候也显露出对书法、绘画的领悟力，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碎了他的画家梦。他投笔从戎，参加抗战，曾当过空军“飞虎队”陈纳德队长的译电员。后来他回校继续学习，在重庆新闻学院毕业工作两年后，1947年由该学院保送公费赴美留学，10年间先后获威斯康辛大学新闻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从新闻业转到了图书馆这一行。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大学图书馆负责管理中日文图书，1965年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1976年应聘出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馆长，1985年在荷兰退休后，受邀担任纽约公共图书馆东方部中国和中文负责人，直至1992年第2次退休。他还担任过台湾大学、上海华东师大、东南大学访问教授，欧洲汉学图书馆协会会长。
马大任和他哥哥马大恢在风华正茂的年岁出国，后来与故乡的书信联络一度中断，到1978年兄弟俩才回国探亲。“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他们对故乡的落后状况甚为焦虑，5兄妹以父亲的名义建立了图书基金，多次向温州中学捐款。
马大任感受到国内缺书是一个大问题。第一次回国时，他去拜访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西书(外文书)采购的副馆长梁思庄。梁思庄是梁启超的女儿，也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姐。梁思庄告诉他：“北大已10年没买一本西文书了。现在可以买了，但是全馆没有一个人知道选购西书的方法。”
北大尚且如此，其他大学缺乏西方图书资料的窘况，更是可想而知！中国当时外汇紧张，又是计划经济体制，信息渠道闭塞，采购国外图书的外汇资金和权力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但采购人员面对国外浩如烟海的图书，采购起来往往无从下手。改革开放以后，资金、信息、体制上都有很大改观，然而匮乏状况不是一夜就能改变得了的。尤其是1992年中国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后，不能随意复印西书，图书馆很难采购许多原版书，直接影响到教学和科研。
怎么办？在纽约坐拥书城的马大任，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身边认识和不认识的众多学者。在美国，私人藏书流失很快，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随着学人退休、搬家或去世而不得不丢弃。而学者们若没有子女继承父业，也往往担心藏书散失——就算这里的图书馆可能筛选接受一部分，数量也很有限；能为自己的书找到知音继承“遗产”，让其物尽其用，无疑是他们一大心愿；更何况许多学者的藏书和档案，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马大任算了一笔帐：每位华裔教授或学者家中藏书至少3000册，而在北美的华裔教授、研究员、高级技术人士约有10万人，总计藏书量：3亿册！
不仅如此，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每年淘汰的重复本和旧版书数量也很惊人；美国有些出版社也愿将过剩存书捐给教育机构，这些都是免费的外文书源——如果能够被充分开发，那将是无穷无尽！
俗话说“千里送鹅毛”，而马大任决定发起“赠书中国”计划：万里送图书。
3.青春已经八十五 不能闻鸡不起舞
那边巴望能有免费书源，如大旱之望云霓；这边期盼书能有出路，如洪流要寻河道。岂不是两全其美？话虽这么说，再好的事，也要投入人力物力，要供需两相接通，中间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一个人绝对不够，要有一批热心人。
“赠书中国”想法，立即得到金印实业公司董事长陈宪中的支持，免费提供仓库，还代收赠书，并出动员工和设备，协助包装与搬运。和马大任共同启动这个计划的，还有保延昭、禢福晖、古兆中、水秉和、杨埙等人；以后有李宝珩等不少人加入，成立了工作小组。
他们起草了中文和英文的征集图书和资金的信，信中写道：《荀子·劝学篇上》说，“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我们海外华人有如“射干”，祖国是那“高山”。如果山不高，不管我们个人成就有多高，华裔的国际地位也不会很高。
他们收的书不限新旧，也不论语种。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专家、学者向各自的朋友发电子邮件，找上门去劝说。最“另类”的办法，就是每天读报纸看讣告，看到哪位专家、学者去世了，就马上设法与他家人联系，希望家属捐献藏书，“捐一万箱不嫌多，捐一本不嫌少”。
他们的辛苦，从马大任2005年在新泽西一次集会上朗诵的打油诗可见一斑：“青春已经八十五，应该在家享清福……讨书有些像讨饭，求爷拜奶还枵腹。常常碰壁伤脑筋，还为搬书劳筋骨……”
让他们欣慰的是，捐书倡议得到了热烈回应。
欧洲史专家袁澄去世了，其家属捐赠3000册藏书；国际经济学权威王念祖去世，家属捐出大量书刊、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来了62箱图书；著名历史学家、匹兹堡大学退休教授许倬云捐献51箱书；新泽西的老先生宋安华收集了60多箱周围学人的赠书；牛津大学出版社捐献了270多箱近年出版的图书和该社图书馆的藏书；纽约医学研究院图书馆部主任贾英一人就捐书116箱；联合国退休职员王汝梅病故后，他的夫人将他藏书65箱捐赠出来……
2005年过半，工作小组募集到一万多册图书，足够装满一个集装箱，8月首批图书运往中国；一年之后，2006年8月底，第二批近700箱、约2万多册图书运往中国；半年之后的2007年3月底，第三批图书800箱又启程了。
4.“赠书中国”计划继续扩大
送走了第三批书后，马大任感冒了，医生叮嘱他在家静养。3天后，当笔者打电话给他时，他说他好多了，“今天就可以出门。”后面还要再征集第四、第五批书呢。
据了解，集装箱的运费和报关等手续费用，由收书大学承担，平摊到每本书不到两角人民币；其他费用，像雇工搬运、各地奔波食宿……则来自马大任他们的退休金和捐款。
他们很想将“赠书中国计划”推广到美国西海岸。因为旧金山、洛杉矶都有很多华裔专家学者定居，图书来源可能并不少于纽约，最近终于有了进展，他们在旧金山的《世界日报》社放了一个集装箱，作为收书之用，委托该社公共行政部经理陈冯蓉利女士负责收书。
马大任对笔者说：“赠书中国计划”向社会公开，欢迎各方人士参与，提供金钱或人力帮助。他最盼望的，是这项事业后继有人，长期做下去。他特别叮嘱笔者将他的电子邮箱广而告之：johntajenma@att.net。捐款可以用Books-for-China Fund为收款人，他们收到捐款支票后就会给捐款人邮寄回在美国可作为减税证明的收据。尽管有了互联网，作为知识载体、精神结晶的书，仍然不可取代，仍然珍贵。而从这已经运回中国大陆的5万多册图书和将继续征集运送的更多图书，我们分明看到了更珍贵的一群老人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