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总是笑眯眯的,笑得敦厚、诚恳。在小区里漫步，他跟人友善地打着招呼，唠家常，跟邻家老大爷没两样。站在2011年的门槛上回望2010年，这位两院院士、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满载收获：他终于可以工作了！2008年的夏天，他病倒了。两年的积极疗养，让他得以康复。
他也有很多无奈
吴良镛立志从事建筑行业，与国难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0年7月的一天，他在母校重庆合川二中的高考考场上挥汗如雨。总算交卷了，疲惫不堪时，警报骤响，日本的战机突袭来了，“我们赶紧躲进防空洞，一时间地动山摇，碎渣子不断地落下来，火光冲天，瓦砾遍地”。
吴良镛敬重的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不幸遭动。第三天，他悲伤地挥别合川，行前默默许下宏愿，“从事建筑行业，立志修整城乡”。
他考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在书本上，他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的毛病，心想这些应该跟自己的国家没有什么关联吧。1950年底，他从海外留学回国参加建设，满腔的热情让他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
如今，吴良镛自认当初“太天真了”。
前段时间他在医院康复治疗，有年轻医生来“取经”，说自己准备结婚买房了，房价这么高，该不该出手。吴良镛无言以对，“我学建筑60多年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难受”。
还有更大的遗憾让他怒不可遏。
他揪心现在的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他痛陈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好的拆了，烂的更烂，古城毁损，新的凌乱。他厌烦“打造××名城”的说法，质问“城市能像一个金属器皿任人随心所欲地打造吗？”
他愤慨不少地方因为片面追求特色，使得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设拔地而起。“试问，如果东倒西歪、歪七斜八也算是一种美，那么震后的汶川不成了美的源泉？这个问题也许要请教心理学家。”他的诘问掷地有声。
他不解一些人盲目追随西方，不来个国际招牌就凸显不出所谓的“规格”，殊不知西方国家已经在为曾犯下的错误买单。
他提醒北京有可能成为“二手货城市”，他痛惜北京旧城以剃光头的速度和方式进行改造，“已经像一个瘌痢头”，“出现一片一片‘平庸的建设’和‘平庸的街区’”。
还有绍兴，还有济南，还有福州，还有桂林，还有昆明……
当一些人对所谓全球最新流行理念拳拳服膺时，吴良镛却是“愁慵满腹”。他认为出现城市建设的危机，实际上是地方意志、部门意志、长官意志在作祟，是文化灵魂失落的表现。
当前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进行“日新月异”的“大建设”，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城市到底为谁服务？最终归结于1999年他在第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上的沉重一问：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子孙后代？
他的声音，他的努力，很多人听到也看到，并且心有戚戚焉。著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说过：“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
改造菊儿胡同
为了能实现困境中的突围，吴良镛在理论与实践上双向“开弓”。
他积极参与北京、上海、三亚、张家港、深圳、无锡、苏州等城市的规划设计，主持了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校园的设计……北京菊儿胡同改造项目更是达到了他规划生涯的巅峰。
菊儿胡同，一个诗意的名字。他在1989年前，这里的环境与诗意无关：以41号院为例，建筑密度83%，许多家庭无日照，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下水道，厕所在院外
吴良镛受邀来操刀“动手术”。面对这个典型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地区，他和学生出了上百张施工图。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有机更新”的原则得以确立。在他看来，城市永远处于新陈代谢之中，基本原则应该是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其破烂不适宜者。但是新的建设要自觉地顺其肌理，用插入法以新替旧。
由于理念到位，行动有力，菊儿胡同改造迅即成为学术界的热点。
当时媒体关于菊儿胡同的危房改造的报道，引发了钱学森的思考。
国际建筑界也投来赞许的目光：1992年亚洲建筑师协会向他颁发“优秀设计金质奖章”，1993年联合国授予他“世界人居奖”……
吴良镛在规划设计上不遗余力，在理论构建上也是笔耕不辍。
1993年，他领衔公开提出“人居环境学”的设想。1999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他负责起草了《北京宪章》。时任国际建协主席的斯戈泰斯称赞这是一部“学术贡献意义永存”的文献。
梁思成带他进入这一行
不管是为人，还是为学，吴良镛都受到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才子佳人的熏陶。
1994年，他在重庆中央大学油印本校刊《建筑》上发表了题为《释“阙”》的文章，被梁思成看到，因欣赏他的才华，让他到身边协助工作。1948年，在梁思成的推荐下，他前往芬兰藉建筑师沙里宁主持的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深造。
这几乎决定了吴良镛的人生轨迹。
对林徽因，吴良镛始终记得去美国前夕，梁思成写好推荐信，让林徽因看到了，她提笔动手修改起来，说：“对吴良镛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病魔抗争中表现出的少有的坚强”。有段时间吴良镛经常到八宝山林徽因的墓前致以哀思。
和恩师一样，吴良镛的刻苦也为人称道。他曾经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奋战两个多小时，再草草地眯瞪一会儿，就准时上班，带上夫人备好的午餐。中午放在微波炉里一热，凑合完事，继续忙手边的活儿。
“夙兴夜寐，时断时续，苦不自拔。”这是他自述写作的过程。
但是他乐之，好之。
在与研究生谈治学时，吴良镛说，这个时代应该能产生好的建筑与城市，但事与愿违。他告诫学子们不必怨天尤人，而是要反求诸己，“应该说我们的水平还不高，我们创造性还不够”。
“镛，古乐器，奏乐时表示节拍的大钟。”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吴良镛已经敲响了中国建筑文化伟大复兴的钟声，余音至今萦绕耳际。
（王国平 据《光明日报》）
(注：吴良镛，著名城市规划与建筑学家，194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