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通讯》

革命者 学长 改革者——深切缅怀管致中同志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28日来源:校友总会浏览次数:860

最近,我在整理多年保存的亲友来信中,看到了一封1999729管致中同志写给我的一封信,不由百感丛生。

2007年春季,他从患病直至逝世只有短短一两个月,恰逢我患病住院,当时想:等我出院后,一定要去探视,慰问他。可等我出院了,得知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已举行过,令我遗憾不已。2011年是他90岁诞辰,谨以此信为契机,写一篇纪念文章。

我认识管致中同志是1952年秋天院系调整后。我原在无锡苏南日报担任记者,苏南、苏北行署合并成立江苏省,苏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常委兼区党委秘书长)汪海栗同志调任南京工学院首届院长。一纸调令,苏南文教、新闻战线上15位同志,随之调往南工工作。我分配在政治处宣教科,管致中同志时任教务处主任秘书,后任教务处长,以后又被选为党委常委。

1957年风云突变,南工反右运动的成果在江苏省尤为突出,打出了260名右派,打出了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性质错误的院长兼党委书记,他最后的处理结论是: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降两级,扫地出南工大门,分到南京机床厂当上了第四副厂长。《新华日报》为此在19588月的一天头版头条发表了新闻及社论:拔白旗,插红旗。加述一句,如果不是华东局书记陈丕显同志及时任高教部长的蒋南翔同志,出面鼎力保护,他也避免不了划为右派的厄运。

管致中同志被开除党籍,降低工资待遇3级,我则被划为右派,只发生活费20元,在学校监督劳动。在校园里有时会偶然相遇,我怕连累他,也怕别人说我们黑串联(有口难辩),因而总是尽量回避,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形同路人。

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才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及正常的工作及生活待遇。管致中同志担任了副院长、院长,我担任了建研所秘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常有机会在干部会议上见面,但我们是党政两条线,工作中接触不多,我在工作中的情况及遇到问题、困难,主要向我的顶头上司刘忠德同志(以后是陈万年同志)请示、汇报、求援。但每年春节时,我们几个老同事会相邀到兰园管府去拜年,不带任何礼物,每次都受到他夫人袁医生(一位极为善良、真诚、优秀的医生大姐)热诚接待,不仅有好茶招待,还有她亲手做的莲子、银耳、红枣的营养汤可吃,除了礼节性的贺年,我们还畅叙国事、校事及友情,每次都是愉快而来,尽兴而散。

我于1988年办理离休手续后,应学校邀请返聘了10年,先后和朱斐、吴人雄、章未、郑姚铭等同志合作编写出版了五本校史系列丛书,近200万字。

学校成立了校史编写委员会,由管致中同志担任主任,成员有党政领导人及有关人士组成,他还兼任了我们编写小组的组长。朱斐同志任校史主编。我们几乎白手起家,除了有一间办公室、几张桌椅、一部电话、两个热水瓶、一些稿纸之外,还有我们几位六旬老人(无年轻助手,我们享受每人每月130元报酬,管致中同志则完全义务劳动),别无所有。

我们小组是松散的联盟,不需要八小时坐班制(无空调、冬冷夏热坐不住),集体讨论制订好编写计划、大纲、要目、原则,必须要查阅的档案资料,必须要寻访的重点人物及完成初稿的时间,每周开一次碰头会。第一步先集体骑自行车到中山东路的第二历史档案馆,省图书馆、本校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复印,摘抄了几千件档案,几十年有关旧报(主要为申报)约半年时间,然后集体到北京、上海、东北等地寻访老校友,还顺带为学校更名事,请了几位德高望重、著名的老校友严济慈、茅以升、金善宝等写了序言、题词、题字,不到一年时间,我们就编写出版了《校史研究》第一辑,20多万字,由管致中同志写了前言,我除分担编写任务,还兼任了责任编辑。

管致中同志不仅是编委会主任和编写小组的组长,他主持了5本书的全部编写工作,并亲自任主审、终审任务,经常参加我们的碰头会,对疑难或有争议的问题,如对历届校长功过是非的评价,院系调整,学习苏联……,总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眼光,以及深邃的知识看待和分析,由于他熟悉国情、校情,对我们的编写工作真正起到了主持及直接指导作用,不仅为我们释疑解难,还明确了方向乃至应该掌握的分寸。每次参加碰头会,我们总是一杯清茶(各人从家中自带茶叶到办公室来,每次都是吴人雄同志抢着打好开水),畅谈几小时,有时甚至忘了吃饭时间(连盒饭也从未招待过),然后满载收获而归。开过多次编委会,领导同志如朱万福、陈万年、胡凌云、毛恒才等,除提些原则性的意见外,总是以信任的口吻表态:“编写校史的大工程有管院长把关,有你们几位老同志执笔,我们可省事多了,放心。”几本“校史系列丛书”花了10年时间,就在这种领导关心、信任,管致中同志亲力亲为的领导、和谐、融洽、互帮互助的氛围和环境中,顺利编写并出版了,反响尚好,我们几个人也第二次退休了。

在这10年中,我们与管致中同志(后来我们习惯称他为老管)有了较密切的接触,加深了友谊,特别是我感到提高和增长了不少知识和政治水平,锻炼了写作的本领,获益匪浅。每年春节,我们照样不带礼物地去管府拜年,他家搬到龙江小区后,我们按惯例仍然前往,只有一次例外,带了一束鲜花祝贺乔迁之喜。袁医生已患病,营养汤改由保姆做了,但她仍向我们点头微笑招呼。管致中同志表示很欢迎我们到他家做客,他说搬迁后感到和熟悉的朋友交往少了,很寂寞。可惜好景不长,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拜访、相聚了!

总之,他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位教育家、科学家、管理改革的大家,他兼具革命者、学者、长者、改革者的气质及风貌。

我很惭愧,在六朝松下的校园里工作,生活了近60年,直接接触过成百上千的各种知识分子(老中青都有),却没有水平及能力(现年迈多病,更无可能)写出一部以高校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如纪实文学或小说),辜负了管致中同志对我的希望。第二次退休也10多年了,虽也发表了10万字的各种小文,但比起杨绛老前辈(他信中举例提到)那深刻、犀利、优美而富有哲理的散文,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只能怀着虔诚的敬仰及怀念之情,写出这一篇文章,纪念这位良师益友。管致中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

(黄一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