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东大与奥林匹克（一）：历史的呼唤

　在那风雨如晦的动荡历史时代，体育界先驱们在东南大学组建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人参加奥运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东南大学的校园，在 1924 年7月5日成为了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起跑线。而东南大学本身，也与从起跑线出发的宏大事业一直颇有渊源。到今年，第二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南京举办时，恰是这份事业从东南大学校园“起跑”整整九十年。这是历史留给即将举办青奥会的南京的一份独特纪念。

　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九十年前，从那时候起追溯东南大学与奥林匹克的不解之缘。

　民国初期，中国体育组织的管理权力、大型运动会的会务工作多被在华别国人士把持，几乎都不掌握国人手上。中国的体育界急需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来组织全国的体育事务和参与国际奥利匹克事业。 1920年比利时安特卫普第七届奥运会举办之前，“远东运动会”创始人之一、菲律宾体育协会会长布朗（E·S·Brown，美国人），在南京演讲时提出“万国运动会将一千九百二十年在比利时举行”，“甚望中国加入该会”。但是，还没有全国体育组织、更没有国家奥委会的中国，此时还只能遥看奥林匹克。

    1922时，在华外国人士把持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成立。体育史学界曾有该会在成立这一年已于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说法，但是，通过历史档案和文献却可以否认这一结论。1924年第八届巴黎奥运会，中国网球选手曾计划参加（不过，根据第八届奥运会官方记录，中国运动员未参加比赛，开幕式也没有出现中 国代表团的身影，于是中国实际上并未参加第八届奥运会），组织网球选手参加的是一个名叫“远东运动会中国竞赛委员会”的 组织。该组织又称“远东运动会中国委员会”、“远东运动会中国部”，一直都是由在华外国体育人士把持，此时是美国人葛雷独立负责的。而被认为1922年已获国际奥委会承认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却并未留下参与奥运会的参赛组织工作的任何记录。从上述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至1924年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国家奥委会组织。与奥林匹克事业有关的工作，仍需在华外国体育人士负责运作。 

    并且，从1924年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期间的历史记录来看，当时全国体育界人士也并不认为中国已经可以参加奥运会。1924年5月31日，全国十四个体育团体发起了第三届全国运动会选手慰劳会。慰劳会的开会词即明确指出：“刻下中国虽无加入万国运动会之资格，然能积极提倡体育，则亦不能达到”。这段话的意思也显示，至1924年5月为止，中国体育界 还在努力争取参与国际奥利匹克事业。

　1924年的这个夏天，历史向中国体育人发出呼唤，奥林匹克大家庭也在等待。中国自 己的奥委会呼之欲出，但却停滞在最后的关键一步上。 

    为了实现体育界的这一梦想，中国现代体育事业的先 驱张伯苓、王正廷等人在1924年5月间也尽力推进此事，曾经促成了有关成立会议的召开。但是此次努力仍是以失败告终了。据1924年5月30日的《申报》报道，1924年5月25日上午，来自各省体育界人士在湖北省教育厅开会，几经争论仍“无结果而散”。同日下午二时，又在武昌体育场会议室开会。会议最后定下：“俟七月三号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时，再召集各省代表开成立大会”。 “组织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的历史重任，最终是落在了南京这座古都之上。

    前一年，1923年8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曾表决通过了一个提案，提出“由本社联络各机关发起组织万国运动会委员会（即国家奥委会，‘万国运动会’为当时国人对于奥运会的通称）”。此时，国立东南大学是中国教育界的翘楚。著名教育家、中华教育改进社负责人陶行知曾担任东南大学教授、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东南大学校园成为全国教育界知名人士瞩目的地方。历史地位和历史重任就此结合在一起。1924年3月，改进社确定第三届年会于7月3至9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这一历史时期，体育事业是依托教育事业展开的。体育界人士把这次盛会作为最关键的机会。 1924年6月9日，《申报》为7月初的成立大会发出预先报道《全国体育机关在宁开成立会》：“当由各省代表议决合作，共同组织全国华人体育总机关，其名称另行酌定”，“定于七月三日乘中华 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开会之时，赴宁举行成立大会”。 

    中国体育界经过漫长的等待和一次次波折，最终选择1924年7月份的南京。中国人参与国际奥林匹克事业的大门，随之将在南京东南大学正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