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里的“会籍”，究竟是何时开始的，长期以来都被体育史学界认为是1931年。这源于这样一个回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中国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董守义（建国后曾担任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1964年说：“中国的体育组织正式和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是在1931年，在这一年国际奥委会承认我国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体协为中国国家奥委会后，中国运动员就可以开始参加奥运会了。”这一“1931年说”，此前几十年也一直成为了史学界的主流认识。
董守义之子董尔智是一名体育史学者，他本身首先不赞同他父亲的意见。董尔智从协进会的历史档案之中，查询到了1930年国际奥委会整理的国家奥委会一览表，发现“57个国家奥委会名单中，有中国”。这份一览表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的通讯地址被记录为当时“中国奥委会”的通讯处地址。他此前在学术论文里指出，这份历史文献的发现让“1931年说”已不能成立。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董守义最早的回忆里，也承认1924年（即“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成立的那一年）已获得了国际奥委会承认——1956年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委员”董守义的回忆，提到：“1924年，中国全国性体育组织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当时它的名称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同年，新中国首本介绍奥运知识的官方书籍《奥林匹克运动会讲话》（人民体育出版社1956年版）。该书第14页也有记载：“1924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了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后来在1958年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4辑》里，收录了董守义的回忆文章《我国近代运动竞赛规则》（署名用了笔名“君由”），其中也明确提到了，1924年“中华全国体协成立之后，曾为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所承认，是奥委会成员之一”。
这是一个民国初年控制中国体育事业的外国人士发起的、名叫“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一个体育组织。1922年4月3日该组织在北京成立。部分中国体育界名流在其中挂名担任委员（著名体育先驱、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挂名会长），但会务实际都归外国人士操控。
而该会本身也不认为自己属于正式的全国体育机关。1922年8月，该会发起人之一、美国人麦克乐在《体育季刊》上即自己坦承：“这一个机关，不能单独组织全国的运动”。
1924年7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校园成立后，有“中国奥运第一人”美誉、此前担任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会长的张伯苓，随即在组织成立处———东南大学化学教室内发言宣布：
更为关键的是，就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的1924年，中国网球选手曾在上半年计划参加5月7日开幕的第八届巴黎奥运会。组织网球选手参加的并非中国的奥委会组织，而是一个名叫“远东运动会中国竞赛委员会”的组织（见《我国网球家加入世界运动讯》，《申报》1924年2月24日，第十四版；《万国运动会之沪闻》《申报》1924年3月12日）。该组织又称“远东运动会中国委员会”、“远东运动会中国部”，一直都是由在华外国体育人士把持，此时是美国人葛雷独立负责的。这一纪录更显示，在1924年7月5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之前，中国并无自己的国家奥委会。追溯中国奥委会的光荣诞生地，当之无愧属于国立东南大学的校园。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胡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