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教育学家罗炳之
发布时间 2009-03-30

 

 
罗 宪
一)
        罗炳之先生原名罗廷光,号炳之,1896年农历丙申6月13日,生于江西省吉安县淳化乡云楼村。其父是前清秀才,塾师兼行中医。罗炳之先生5岁起识字,10岁失怙,由母亲独自教养,后全仗借贷和亲友资助,才得以完成中学学业。20岁在吉安中学毕业后,曾任城、乡小学教师各一年,通过这些教学经验,逐步培养了其当教师的兴趣,这对他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有很重要的影响。
        1918年7月,罗炳之先生在南昌考取了南京高等师范,8月前往南京入该校教育专修班学习。当时国内大学数量有限,收费甚高,非他这样的穷学生所能问津。而他成绩优异,得以公费入学,且又学习其喜爱的专业,因此他非常珍惜此次机会。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各地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人们正逐步摆脱旧文化的束缚。1919年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罗炳之先生聆听其演讲后,对其“教育即生活”等诸多教育思想感触颇深,这对其后来的学习方向也起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在南京高等师范的三年学业完成后,罗炳之先生先后在厦门集美师范和河南师范任教师四年。1925年秋,他又返回南京在东南大学(前身即南京高等师范)攻读本科。毕业后,他任扬州中学、无锡中学及南昌鸿声中学教师。1926年下半年,北伐军攻陷南昌城,学校被迫停课,但罗炳之先生仍笔耕不辍,他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参引教学原理,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论著《普通教学法》(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二)
        1928年7月,罗炳之先生从无锡前往南昌参加江西省赴欧美留学考试,最终在千人考生中得以公费录取。同年8月,罗炳之先生依依不舍地告别心爱的家庭和刚出生5个月的长子,怀揣一颗报国之心,登上了一艘停泊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的美国邮轮,远渡重洋,经过3个月的航程来到美国,入读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佛大学研究院。在那里罗炳之先生除了攻读教育史和教育行政外,还集中大量精力探索欧美教育科学研究的发展。肄业满一年后,转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学习。在此期间,他师从凯德尔教授学习英、法、德、意、苏、美等国的教育,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比较教育”体系。此外,罗炳之先生还利用空余时间去美国各大学和教育机构进行访问,以期对西方教育有更深入和感性的了解。在获得硕士学位后,罗炳之先生决定回国,此前他接受了国立中央大学的聘请,并于1931年8月由美国经欧洲返抵南京,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翌年,升任教授兼本院教育社会学系主任及实验小学、实验中学校长(现南师附小、南师附中的前身)。1935年罗炳之先生再次出国入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学习,次年他在欧洲大陆先后考察了德、法、意、丹、波、英等国的学校教育,社教团体及教育机关,该年7月经西伯利亚回国。回国后,他开始了对世界名著凯德尔《比较教育》的翻译工作,1940年分上中下三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到欧洲各国考察教育情况。1935年8月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出席了在牛津大学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教育会议。
(三)
        1936年8月,回国后的罗炳之先生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和教育系主任,并开设了“比较教育”一课。其间整理其在欧美学习与参观的文件资料,写成了《最近欧美教育综览》一书,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春罗炳之先生受聘北京大学,但因“七七事变”交通受阻,未能北上。直至下半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临时大学,在湖南长沙和南岳衡山开学,罗炳之先生才从南京赶去南岳的文学院任教。此时的文学院已经汇集了中国的许多学者名人,如汤用彤、朱自清、陈岱孙、冯友兰、贺麟、郑昕、钱穆等。他们朝夕与南岳为伴,一遇闲暇便登衡山,深感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伟大。不久,战事推进到湖南,学校被迫迁往昆明。1938年4月三校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文学院暂迁至滇南边陲蒙自,罗炳之先生就任教于此。由于战事吃紧,学校也是几易校址,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罗炳之先生一家住在郊外岗头村一农家的角楼上,面积小,光线差,楼下的牛舍猪栏更是臭气熏天。即使这样,罗炳之先生的科研工作从未中断,此间为中华书局撰写的《教育学通论》完稿(1945年出版),并又写成了《师范教育》一书(1940年正中书局出版)。
(四)
        1946年1月,罗炳之先生应中央大学吴有训校长之聘,从南昌前往重庆任教授和师范学院院长。下半年,中央大学又全部迁回南京,罗炳之先生除参与迁校工作外,还负责重建师范附中和师范附小的工作。1947年夏,罗炳之先生应邀前往青岛参加暑期讲习会,并作了题为“最近欧美小学教育”的讲演,会后编纂了《最近欧美小学教育概览》一书,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8年,罗炳之先生辞去了师范学院院长一职,专任教授。同年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并出席了该会夏季在南京召开的成立大会。会上,他就如何发展中国教育等问题作了发言。
        1949年初,南京解放在即,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罗炳之先生深感中国的历史就要翻开新的一页,坚持留守南京,并同广大师生一道做好护校值班工作,迎接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后,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罗炳之先生任南京大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成立南京师范大学,罗炳之先生任该校教育系教授兼院务委员及学术委员,同时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常委和民盟江苏省常委。1955年罗炳之先生代表南师大出席了教育部在上海召开的师范院校教育史大纲的编写工作会议,并主持了这次教育史教学大纲的编写和出版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和研究,他完成了《外国教育史》的写作,该书上册于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册在粉碎“四人帮”后完成,并于1980年出版。出版后得到了广大师生和读者的好评,并于1985年获得江苏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后又被收入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一书,并作为优秀图书向国内外推荐。这也是我国研究外国教育史学方面的第一部专著。
(五)
        罗炳之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谈到自己的治学经验,他归纳为四点:一、博学——搜集资料,接触实际,参观访问,博览群书,善于抉择,做到“博学以知服”;二、深思——将搜集的资料分析研究,深思熟虑,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其规律性;三、存疑——不盲从,不武断,实事求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四、求证——科学研究,重在验证,“无证不信”。 他说:古代韩非子说得好,“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罗炳之先生从教70余载,时刻不忘用“认真”二字。自他上第一课起至退休,他自认始终认真负责,从不敷衍搪塞学生,每上一课都要让学生感兴趣,有收获。他总认为,教育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应该科学研究基础之上来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中,他除了传授正确的知识外,更注重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有的学生在回忆罗炳之先生治学的文章中总结道:先生精通几国语言,同时又有坚实的古文功底,在研究讲授教育史学时,显得得心应手。他对孟子、荀子、王守仁、王夫之等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的分析与评价,都是在占有着丰富的古代史学、哲学作品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不人云亦云。他也是把最有价值的研究精华传授给学生。
        罗炳之先生七十年如一日从事教学,诲人不倦,就像他的老师柳诒征先生为他书写的对联“博学以知服,节用而爱人”一样。今年(2008)1212罗炳之先生逝世15周年,特撰此文以纪念罗炳之先生所走过的98年既平凡又不平凡的一生。
载于2008.11《银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