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天生的大学校长
发布时间 2014-04-28

 

    12月初的南京,赶上了雾霾天,整个城市彷佛蒙在白色的帐中。这个时候,走进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校园,满目银杏叶的黄,当是别有一番风味。

    一入校门,就见到道路右侧灰色严整的图书馆楼,在外壁上,金色的字体写着校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而“诚、朴、雄、伟”四个字正是当年的校长罗家伦提出的。绕过图书馆楼右转,没几步就是一栋古朴典雅的三层楼宇——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大厅里同样印着“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 

临危受命的大学校长

    1932年8月,35岁的罗家伦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对于一个曾经的“五四”学生领袖、留学欧美多国、参加过北伐、当过清华大学校长的人来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并不是多么难得的事。不过,要是你知道当时的情境,一定会惊叹。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王运来告诉记者,罗家伦出任中大校长是相当传奇的,正是他力挽狂澜,改变了这所大学的命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学生们奋起抗争。9月28日,中央大学1000多名学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之后又到外交部请愿。外交部部长王正廷避而不见,愤怒的学生冲进他的办公室,打伤了他的头部。当时《中央日报》指责学生“形同暴徒”,一气之下,他们又冲砸了《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因此引咎辞职。其后,中大校长几易其人。直到8月26日,罗家伦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中大校长。 

    王运来表示,罗家伦之所以能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并为师生所接受,固然是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与器重,另一方面,与他“五四”学生领袖的形象乃至其传奇般的留学经历有关。于是,中大这场“易长风潮”,便以罗家伦的到任始告平息。

天生的治校能手 

    “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的”,“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1932年10月11日,罗家伦在中央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讲,题目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王运来认为,这是罗家伦做的最了不起的事情,这场演说今日看来也是激动人心的。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中央大学的使命应该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正是出于这样高屋建瓴的考虑,罗家伦提出了“六字”治校方略与“四字”学风。“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说,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而要达到上面所说的目的,他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至今,这四个字仍然是南大的校训。 

    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在中央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因此格外重视。他聘人从不徇私情,时常会得罪人。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王答道:“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合,不管是什么人,他都不接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实在不容易。

    罗家伦执掌国立清华大学校政不足两年,执掌国立中央大学校政则长达九年,如果说他在清华大学只是小试牛刀,那么他在中央大学就是大显身手了。 

未实现的“学术都城”梦

    中央大学是民国时期国内首屈一指的名校。这座学校的崛起,和罗家伦的努力分不开。而罗家伦打算在南京的石子岗、铁心桥一带建新的中央大学的往事,也一直鲜为人知。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前夕,中央大学声誉蒸蒸日上,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罗家伦不满足于学校已经取得的成绩,他的心中有更宏伟的理想。 

    1934年时,他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机到了”。然而石头城内的四牌楼校区的发展空间已经不够,而且处于闹市区,不适合读书做学问。所以,他打定主意:要在市郊另觅校址,建造一个能容纳5000至10000学生的首都大学! 

    他的努力得到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批准。为了落实中央大学的新发展规划,罗家伦校长亲自到南京郊区调查考察,1935年终于选定南郊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那里离秦淮河上游不远,北面是紫金山,南面是牛首山,东面是方山,登高可见滔滔长江。对于这个新址,罗家伦充满了美好的向往,认为“这二水三山的中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新校校址占地8000亩,投资240万,在1937年年初破土动工,预计到1938年秋建成。王运来感慨地对记者说,现在南大本部600到700亩,仙林校区3000亩,浦口校区1000亩,加起来5000亩不到,而当时的中央大学是300亩,罗校长却有8000亩的宏愿,怎能不叫人惊叹,不令人佩服?

     可是,新址刚刚动工,便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内,上海、南京相继陷落,中央大学也不得不举校西迁。期待中的迁校盛事,竟变成战乱中有计划的漂流,历史跟罗家伦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那二水三山之间的学术都城,便永远地成为他“玫瑰色的甜梦”。如今,石子岗一带已成为火葬场的所在,人们何曾想到,此处深埋着一个大学城的辉煌梦想。

 (潘 冬)
 《金陵晚报》A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