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他在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国民党去台后曾任国民党中常委、“教育部长”的张其昀在回忆郭秉文时曾说：“民国10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北大”我们不用解释，“南高”是指东南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大”以“文史哲著称”，“南高”则“以科学名世”。张其昀对“南高”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了解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他的这个评价并非虚语。
1921年，“南高”改大学制，易名东南大学。学生中大多数人反对改制，原因是南高声誉蜚腾，与北大并称，既享受公费，毕业后又有良好的就业机会。后来，校长郭秉文在学校大礼堂召集全体同学，左手举着南高校长的名片，右手举着东大校长的名片（两校校长均为郭秉文）说，两校名称虽有不同，而校长、校舍、师资、设备等无差别。毕业资格，按照学分计算。毕业时，或取东大文凭，或取南高师文凭，由学生自己选择，争议始得平息。
从“南高”到“东大”，其辉煌业绩的取得是与主持“南高”、“东大”校政达10年之久的郭秉文密不可分的。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江苏江浦人，早年卒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即参与“南高”创办，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和东南大学校长。他是在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
从“南高”到“东大”
1908年，已经工作12年、年近30的郭秉文毅然弃职就学，远涉重洋，赴美留学。
郭秉文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成立于1887年。当时，实验主义教育大师杜威、著名教育家孟禄等一批名流学者在该学院任教。哥伦比亚大学在管理上别具特色，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都在郭秉文日后执掌东南大学的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在郭秉文之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也先后到该院学习，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领军人物。
1914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博士，也是在美国最早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之一。郭秉文对教育问题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无疑为他以后的办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14年，当郭秉文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论文时，就收到正在筹备之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聘书，邀请他做教务主任。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是创建于1903年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为与两江总督辖地相应，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并被定为优级师范学堂。1911——1913年，南京城历经两次战火，学堂基本处于停办状态。适逢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召开，提出在南京建立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饱受战争蹂躏的两江师范学堂才得以绝处逢生。
1914年8月，江谦受命筹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着棋就是函聘将拿到博士学位的郭秉文为教务主任，并请他代为南高延揽师资。
郭秉文一拿到学位，旋即回国，协助江谦筹备南高，他要将他所学到的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1915年8月11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招生。
江谦为耆德硕儒，国学根基深厚，而郭秉文通晓中西，时称“新学巨子”，两人相得益彰。1918年3月21日，江谦因病休养，由郭秉文代理校长。1919年9月1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
其时正值“五四”运动，在时代潮流推动下，郭秉文着手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其中最有意义的改革是开“女禁”，倡男女同校。
“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大都仅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教育史上称此现象为“女禁”。1920年4月7日，南高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
高等教育中“女禁”的打破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郭秉文雷厉风行，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奔走，虽几经波折，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成立，郭秉文任校长。
经过几年发展，东南大学声誉鹊起。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北京大学只设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农3科）。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
东南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办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正是由于他在东南大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郭秉文被人们誉为“东南大学之父”。
中国大学的“美国模式”
清末以来，中国大学的办学模式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又是学欧洲。民国建立，这种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过从转手日本变成了直接向欧洲学习。而对美国大学模式的引入则自东南大学始，郭秉文在其厥功甚伟。郭秉文从一开始就努力移植美国大学模式，南高——东大的选科制、评议会、董事会，处处可见美国大学模式的痕迹。和北大的欧洲大学模式相比，东南大学的美国模式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在大学职能的定位上，面向社会，服务社会。
还在东南大学筹备这初，郭秉文就借鉴欧美各大学设立董事会求社会赞助、协助校务的经验，着手建立董事会。董事会的职权是很大的，据1924年正式制订的《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简章》规定，其职权包括：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学校预算决算；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废止或变更；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决议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它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
1921年3月，经全体职员大会议决，组成了东南大学董事会，董事会选聘的董事阵容十分强大：张謇（甲午科状元，前实业总长、农工总长）、蔡元培（前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王正廷（多届内阁外交总长）等都名列其中。当时的报刊惊呼：“此次所举诸董事或为耆德硕学，或为教育名家，或为实业巨子，于社会事业均极热心。东南大学得此助力，其发达之速可预卜矣。”
董事会不仅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提高了东大的知名度，而且，为东大在解决资金、物质供给以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极大便利。1924年东大筹建生物馆，其中10万元是校董筹集来的；校董穆藕初独资兴建了东大农具院的房舍，还捐资66000两白银，资助东大教师出国深造。
这一做法后为其他大学所仿效。郭秉文对美国大学管理体制的引入及其在东大的成功，对整个近代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南大学的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强调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所谓面向社会，就是办学的资金从社会筹集，学校的系科设置根据社会的需要来加以调整。郭秉文一向主张办学经费需要“政府社会全力并筹”。筹建东南大学时，他就提出“惟兹事体大，非资群策群力不足以立”，建立学校董事会和以重要建筑项目争取社会捐助都是郭秉文争取社会赞助的重要举措。
东南大学筹建之时，他借鉴美国哈佛大学卫谛氏图书馆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图书馆的经验，规定，若有人独资捐建，图书馆就以其别号命名；若有集资建图书馆，就将其芳名刻于铜牌，悬挂在馆内正厅。
当时郭秉文得知原江苏督军李纯自杀前曾立遗嘱，将遗产的一部分捐给南开大学建造校舍，于是，便亲自写信给继任江苏督军齐燮元，劝说他独资捐建东大图书馆，将好事办在生前。齐燮元心动，以其父的名义捐助15万元修建孟芳图书馆（即现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老图书馆）。后又陆续募集到现款17000余元，图书2612种，从而使“东大”的学习条件大为改善。
所谓服务社会，就是将大学活动扩展到校园之外，让大学走出象牙塔，使大学成了社会进步与社区发展的“服务站”。也就是说，大学除了承担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的基本职能外，还有社会服务的职能，这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模式的鲜明特征。郭秉文在其办学实践中积极倡导这一精神，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早在1920年的南高时期，郭秉文就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郭秉文不仅亲自上阵授课，而且还请来了北大的胡适、陈衡哲和南开的梅光迪。当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报名参加学习的有1000多人，来自全国17个省份。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16岁。后来的词学名家夏承焘那年就参加了南高的暑期学校，多年后他在回忆中还在感叹：真是大开眼界！1921年，改为东大后，继续举办暑期学校，并特地邀请了美国的杜威、孟禄、推士，德国的杜里舒和国内的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这次学生人数达到2000人。
“寓师范于大学中”
近代以来，随着科举的废除和学堂的建立，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后，大学设置标准发生很大变化，允许设置单科大学，一时间高等师范学校是升格为独立的师范大学还是并入综合性大学，成为教育界争论的焦点。
对于这个问题，郭秉文和蔡元培的看法有所不同。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应有所区别，“学”是学理，“术”是应用。高等学校应正确定位，合理分工，农、工、医偏于研究，宜称“高等专门学校”，文理等科偏于研究，始可称“大学”。因此，在他当北大校长期间，曾将北洋大学的法科归并入北大，而将北大的工科调入北洋大学，并停办农科。
郭秉文却不太赞同这种“学”与“术”分离的做法。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因而对美国师范教育模式倍加推崇。郭秉文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他认为，要培养上乘的教师，必须“寓师范于大学”。因为中学以上的教师必须有宽厚的基础知识，必须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在一个学科单一的师范院校里，很难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质量。而在一个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大学里，能够很好地协调通才与专才的关系，使通才不致空疏，专才不致狭隘。综合大学的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一定会成为优秀的教师。因此师资培养不应局限于师范院校。
事实上，“南高”与“东大”就是郭秉文这一思想的试验场。在“南高”时期，郭秉文就以哥伦比亚大学为楷模，力图将南高改建为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大学。为此，“南高”自建立之初即致力于拓展科系。1915年只有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到1920年，已有国文、体育、工艺、英文、商业、农业、教育七个专修科和国文、英文、哲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地学八系，突破了师范界线，寓师范教育、基础教育于一体，已具备综合性大学的雏形。当时有人评价说：“南高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
到这年4月，郭秉文又趁热打铁，提出建立东南大学。同年11月，教育部初步同意以南高师之教育、农、工、商4专修科改归大学，各本科仍由南高师继续办理。因此，到1921年9月东南大学正式成立时，“南高”、“东大”其实是双轨制运行，郭秉文同时兼两校校长。这时的郭秉文又开始积极推动两校的合并，决定“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1923年6月，“南高”正式并入东大。这时的东大已具相当规模，在其全盛时期，全校共设5科31系，全校共有教职员290余人（1924年），学生1483人（1925年）。当时执教于东南大学的茅以升曾评价说：“东大寓文理、农、工、商、教育于一体，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意义深远。”郭秉文“寓师范于大学”的理念终于变为现实。
郭秉文的“平”字诀
20世纪60年代，张其昀因事赴美，在华盛顿谒见了当时寓居美国的郭秉文，在畅谈之中，郭秉文提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字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并将他当年在东大的办学方针归结为一个“平”字：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这其中，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对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前者在“寓师范于大学中”其实已有所体现，现在我们再看看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在文章的一开头我们曾引用了北大教授梁和钧的一句赞语：“北大”以“文史哲著称”，“南高”则“以科学名世”，其实，在这句话后面，梁教授还有一句话：“然南高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何出此言？
“南高”以科学名世最典型的表现大概要算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与南高是同年出生的，它比南高还早两月，1914年6月在美国成立。当时，以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为首的一批中国留美学生看到“欧美各国的强大，都是应用科学发明的结果”，遂成立了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的中国留学生科学社。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这些人陆续学成回国时，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其主要成员相继应聘到南高，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理科的任鸿隽、竺可禎、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骕，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
由于南高——东大和中国科学社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南高——东大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种联系也形成了南高——东大“注重科学”的特色，使之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
“然南高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又作何解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这些人已经是文史哲领域一等一的高手了。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学衡》杂志的创办和学衡派的形成。
五四时期，挟“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打倒孔家店”成为流行一时的时尚，有人提出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该扔到茅厕里去。夹杂在这时代的最强音中，东南大学里却发出了一点“不和谐”的声音。
1922年1月，《学衡》创刊号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创刊号的“弁言”中，柳诒徵申明该刊宗旨：“以中正之眼，行批评之职事”，以“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态度“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学衡》从1922年创刊到1933年停刊，前后坚持了11年之久，共出79期。因出版《学衡》而成的“学衡派”最初都是东南大学的教授，如发起者梅光迪、胡先骕，主编吴宓。
梅光迪在自述其创办《学衡》时曾言：《学衡》旨在“阐扬旧学、灌输新知”，其手段则是“对于一切流行偏激之方张，时施针砭”。以往人们在评价“学衡派”时，常常简单地将他们划入保守的阵营，随着研究的深入，今人越来越能客观地评价当年“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间的争论，越来越能体认“学衡派”在“四面楚歌”中独树一帜的学术风骨。
其实，如何评价“学衡派”并不是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以“昌明国粹”为宗旨的"学衡派"和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中国科学社，它们的大本营竟同在东南大学，而且在人员上还有交叉，如“学衡派”中的主将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均是科学社的成员，吴宓也是哈佛的博士。这种格局充分体现了郭秉文所倡导的人文与科学平衡的精神。难怪张其昀要感叹：南高最可自负的一点就是“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文科方面有几位大师对中国文化有透彻的研究与超越的见解，同时他们也注意于科学的方法，故思虑周密，其探究整理常常有批评的精神。”
尾 声
自1925年1月郭秉文因政局的剧变被段祺瑞临时执政教育部免去校长职务后，东大校长频频更迭，但均未正式履职，直至1926年校长一职实际上仍是空缺。此后的国立东南大学进入动荡时期，在易长风潮中，东南大学失去的不仅是一位校长，也失去了一批著名教授 。如心理学系主任陆志伟去了燕京大学，东大行政委员会副主任任鸿隽去了四川大学、地学系主任竺可祯去了浙江大学。东南大学的实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直至1932年罗家伦出任校长才逐步恢复元气。
离开东南大学后的郭秉文并未放弃对教育的热爱。1926年，在美国庆祝建国150周年时，他在美国费城组织了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发展的图片展览。晚年定居美国的郭秉文在1958年创办了中美文化教育协会，虽在暮年，“未尝以优游林泉，而自寻暇逸也”，他仍在为教育事业忙碌。1969年，郭秉文逝世于美国。
（注：本文刊于07.9《人物》杂志“不应忘记的大教育家”栏，转载时有删节——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