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慈母严父 诲人不倦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８日我生于四川荣县。父母在县中学执教３０余年，积劳成疾，不到５０岁就离开了人世。四川省教育厅曾赠送他们匾额，题“诲人不倦”四个字以示表彰。兄妹４人，读书都很勤奋。父母双亡时，我年仅十三四岁，由３位兄长抚养成人。当年二歌张文成在重庆工作，我就去重庆，考上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１９３０年大哥张竟成，由亲友赞助在唐山交大毕业后，到南京公务局工作。那时我正好高中毕业，就只身赴南京，考上了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
中大建筑系创建于１９２７年。前几个班人数较少。我这班有男生３名，即朱栋、王虹、张家德；女生３名，即于均祥、吴若瑾和我(建筑系开始有女生)。“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同学迁入关内，在清华大学土木系借读。当时清华无建筑系，遂于１９３２年春，建筑系唐璞、林宣、费康、曾子泉、张镈等5人转入中大建筑系，因此我班的人数增至１１人了。
二 中大恩师 谆谆教导
中大建筑系的教授都是留英、美、德、日、法的。其中有刘福泰系主任(美国俄勒冈州大学，教“都市计划”)以及刘敦桢(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教“中国营造法”)、刘既漂(法国巴黎美术院，教“室内装饰”)、虞炳烈(法国里昂建筑学校，教“建筑设计”)、贝季眉(柏林工业大学，教“建筑初步及建筑画”)、谭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建筑设计”)、鲍鼎(美国伊利诺大学，教“营造法和中国建筑史”)、李毅士(留英学水彩画，教“建筑写生和人体素描”)等老师。他们团结一致，为祖国培养建筑人才。他们教学生做设计要形式与功能结合，理论与实践并重。当时系里的助教有：张镛森(至刚)、戴志昂、孙青羊、濮齐材等。我在中大建筑系四年的学习，承恩师们的谆谆教导，使我日后在祖国建设中能应付自如，做出力所能及的一些成绩。每想至此，犹生不胜感激之情!
三 抗日学潮 课外生活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大同学气愤非常，要求政府立刻抗日。于是组织大游行，砸中央日报馆，打外交官王正廷等，并去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北上抗日。当我们到达国民政府大礼堂时，于佑任先出来答话，大家不满意，要蒋介石亲自出来讲话。他一出来，两旁站满了宪兵，大家鸦雀无声，静听“训话”：“同学们好好读书，不要问政事，国家大事有政府来承担、来解决。我们不是不抗日，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等准备好了，当然会抗日的……”表面上劝慰学生，其实背地里却镇压学生。１９３２年中大学生曾罢课示威，政府遂下令解散中大。两个月后，忽然听说中大将实行甄别考试复课。所谓的甄别考试，就是把带头闹学潮的同学开除了事。
我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同宿舍的都是体育系的同学，她们天天早起练跑、跳高，我也和她们一起练。后来在中大全校春季运动会上，我得了百米赛跑的第二名，当时体育教员认为我跑得快、跳得高，把我选入校篮球队。当时的领队是陈穆，他曾带我们去上海参加江南八大校的比赛。大学四年级毕业班时，曾组织去北平学习。当时梁思成先生是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他对古建筑都是亲自测量，不辞辛苦，曾编有《清式营造则例》。他在古建筑调查报告中著有一篇《蓟县独乐寺山门考》的文章。他和夫人林徽因带我们去独乐寺现场参观讲解，使我们受益匪浅。
四 八年抗战 天亮前后
毕业后，我与同班同学费康在上海结婚。婚后应刘既漂老师之邀，前往广州他的建筑事务所工作。１９３５年生麟儿，产假中不但没有扣工资，反而发我双薪以贺。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费康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遂搜集、整理英、法、德、日等国有关炮台、飞机种类和型号，各种炸弹对不同建筑材料的破坏程度，以及战时各种防空设施、医院、住宅的规划和设计的资料等编写成《国防工程》一书，深受有关专业人士重视。我的大哥张竟成原在唐山交大的同学葛天回，是广西梧州广西大学的教授，他听说费康在写《国防工程》一书，遂来信邀请费康去广西大学教“国防工程”。于是，我们就去梧州广西大学。这时，费康教“国防工程”，我就为该校设计些住宅、宿舍和空防设施之类。１９３８年春生琪女。初夏费康父亲在上海病逝。暑假，我们回上海省亲。时值盛暑，所带衣物很简单，返时途经香港，因抗日，虎门封锁，在香港亲友家等了３个月，虎门还不开放，遂返回上海。不久，听说梧州失守。我们在梧州的所有书籍、衣物等全部遗失。这时身边的财产，只有３岁的麟儿和几个月的琪女。这损失完全是日本侵华造成的，不胜仇恨之至!
刘既漂老师自广州迁沪，建议我们创建建筑事务所，于是在１９４１创立了大地建筑事务所。他介绍我们参加上海蒲园方案投标，结果中标了。大地建筑事务所当时共事的技术人员，多数是由顾鹏程工程公司转过来的，如负责建筑设计的有陈登鳌、负责施工现场管理的有沈祥森、负责经济预算的有胡廉葆等。这时张开济同学也来大地助一臂之力，当主任建筑师。１９４２年底“蒲园”工程交工验收后即销售一空，开发商获得极好的经济效益，十分满意，刘既漂老师也买了一栋自居(该项目已列入上海“市级建筑保护单位”)。
正在事务所工作繁忙之际，费康染上当时肆虐上海的白喉恶疾。因心脏不好，不能注射血清，为解决呼吸困难，遵医嘱住院动手术。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７日，上午手术，下午不幸在上海宏仁医院逝世。从发病至逝世只三天，年仅３１岁。时麟儿７岁，琪女４岁，能不哀哉!当时繁重的业务，都压到我肩上来，在哀痛之余，把血泪凝成力量，只有忍痛继续坚持工作!由于日夜辛苦，我得了胃溃疡，１０余年才好。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处于敌伪时期。当时最头痛的事情有：①申请建筑师执照不容易，不花小费会几个月办不下来；②物价直线上涨，工程估价不易准确，故在设计工程估价时，预先把涨风加上几点；③现钞奇缺，特别在月底发工资时，要花１０％的贴现才得到现钞；④和内地通信较多的人，往往会受到日本宪兵的麻烦，甚至请你去保甲处问话，某些邮差也会向你敲竹杠。
总之，在这段敌伪时期，过得完全是非人的生活，有如漫漫长夜，每个人都盼望早些天亮!当时我虽然住在法租界，有一晚由于灯火管制，我因工作开灯，被日本宪兵传去问话，我说我是建筑师，他们才把我放了。１９４５年，日寇终于无条件投降了，我的工作也才走上正轨。在工作之余，我还去上海画家唐云办的“天风画社”学国画，以遣余生。曾有诗云：“国难家愁事事休，天风社里解繁忧。诗词书画殷勤习，抚养双雏且暂留。”在这段悲痛时期，独立经营着事务所，主要的建筑设计有：安徽茶叶站厂房、上海福履理路花园、上海虹口花园住宅规划、上海万国药房以及南京农工银行的装修。
五 为新中国献身建筑
１９５０年８月响应政府“公私合营”号召，大地建筑事务所宣告停业，临时受聘于上海人民政府任建筑师，参加某工业部子弟小学设计方案。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９５２后６月，任华东建筑公司建筑工程师。主要设计有：上海虬江机器厂、上海工具厂、上海灯泡厂等工业与民用配套建筑。１９５２年６—１２月任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建筑工程师，参加了北京新侨饭店方案及初步设计，以及铜宫山大礼堂、九龙岗邮局、上海财经学校、东北高机职校、上海沪东造船厂、上海船舶技工学校、富拉尔基技工学校的规划与设计工作。同年，受领导委托，为一机部华东土建设计公司(即华东建筑设计公司)到北京寻找建院新址。当时我乘出差北京设计新侨饭店的机会，曾去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请教梁思成老师，了解北京总体规划的情况。梁先生告诉我，北京东郊将来是工业区，西郊是文化区。我即选定西郊阜外甘家口黄瓜园作为迁京新院的院址。１９５４年４月，一机部华东土建设计公司迁到北京，改名为一机部第一设计院，我任该院建筑室的主任建筑师，评为四级高级工程师。从１９５４—１９７６年的２０余年间，主要负责设计的有：大连机车厂、齐齐哈尔机车厂、兰州化工厂改建、株州车辆厂、长沙矿山机械厂等。另外，建筑总负责兼规划设计的工程项目还有第二重型机械厂、北京二通机械厂、天津铸造厂及广东某石油公司等几十个大中型厂矿的全套设计，为国家重点基建项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曾负责指导清华大学建筑系老师进修及学生实习。也曾与梁思成先生(当时他是建筑系主任)探讨过具体措施，以加强专业实践。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随原单位迁至安徽蚌埠工作。１９７６年退休回京。退休后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邀请，主编《单层厂房建筑设计》一书，该书于１９７８年出版，在当时填补了该项建筑设计资料的空白。在建筑设计创作实践的同时，先后编写了《厂外生活福利建筑设计指标参考资料》、《关于机械工厂的防火设计问题》等。１９８６年又受《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委托编写有关机械制造厂建筑的条目及审查其他工业建筑的条目。１９６１—１９８０年曾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三、四届理事。１９８７年１２月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从事建筑科技工作五十年贡献卓著的老专家”。１９９２年１０月被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后，一直仍很关心中国建筑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对新建筑的蓬勃发展、繁荣兴旺感到无比欣喜。１９９８年在北京举行了中国大剧院的国际设计竞赛展览，我欣然前往参观。中外４４个方案中有古典的、现代的、也有折衷的，真是百花齐放，各有千秋。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孙女费菁、孙女婿傅刚作为唯一的取得美国注册建筑师资格的年轻华人建筑师也参加了这次国际竞赛，贡献了一个方案。１９９９年６月在北京举行UIA国际建筑师大会期间，我参加了由国际建协女主席主持的女建筑师研讨会，作了简要发言，并发表了诗一首，表示祝贺。我的退休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时以书画、诗词自谴，由子女编撰了一本《傲霜集》，用诗画记录了我的一生。最近几年先后在子女的陪同下到国内外各地旅游，增长了闲情逸趣。随着加入WTO，申奥成功，祖国蒸蒸日上，日新月异，改革开放的鲜花不断盛开。相信我国的工业与民用建筑能在新世纪中立足本国，走向世界，取得更大的成就。
(编者注：我们尊敬的老校友，我国第一代开业女建筑师张玉泉女士已于２００４年３月22日逝世。今发表她的遗作“九十春秋忆沧桑”，以表示对她的缅怀和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