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不可没
———忆吴有训校长支持和推动中大民主运动
李滔
吴有训校长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的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45年8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既是我们的校友，又是我们的师长。在历任中大校长中，具有这样双重身份的可能他是唯一的一位。
吴校长是蜚声海内外的核物理学家。他在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的职位上调来中大担任校长，他是有着自己的抱负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系科最全、师资阵容强大、实验仪器完备、规模最大的大学。吴校长出长中大，是抱着利用中大的优越条件，迅速提升其教学和科研水平，使之不但达到国内第一流，而且要迈向世界第一流的水平。可惜的是，吴校长出长中大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先忙于接收，“五子登科”，怨声载道；后又忙于策划和发动大规模的内战，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教育经费奇缺、教职员工生活难保，再加上校内国民党顽固势力到处掣肘的情况下，吴校长的科教兴国的宏愿基本上付诸东流，无法实现。
然而，抗战胜利后，国内和平民主的呼声空前高涨。吴校长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大民主运动的开展，把原来为国民党和三青团严密控制的中大逐步改变为由进步学生控制的民主堡垒。在这方面，吴校长确实功不可没。
“一二五”学生大游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假惺惺地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来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谈判历时43天，同年10月10日，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毛泽东在渝期间，曾抽空到沙坪坝拜记他的老同学、中大师范学院教授熊子容。由于事前并不知悉，吴校长失去了一次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随着和平民主呼声的高涨，蒋介石同意双十协定的规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议进行中，为1936年选出的旧国大代表资格是否有效问题争执不休，会议有破裂危险。中大学生提出，为促进政协会议的成功，联合沙磁区各大专院校，向政治协商会议请愿，“只许会议成功，不许会议失败”。
中大学生自治会于1946年1月23日夜召开系科代表大会，讨论游行问题。这在中大历史上是一次空前的会议，会议代表只有120多人，而旁听者却有2000人左右，挤满了整个大礼堂。当游行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全体听众不约而同地鼓掌欢呼，欢呼声浪持续一分钟之久。大会决定1月25日为游行日，产生了游行委员会，并派代表向沙磁区各院校联络。
这一信息立刻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亲自到吴有训的宿舍拜访，并把沙磁区各大学校长召到一起谈话，要求他们去做工作，迫使这次游行瓦解。吴有训和众大学校长一致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并提请杭立武转告政府，千万不能让军警出面干预，否则，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必将与此次学潮连绵燃烧成燎原之火。
游行前一天，吴校长召开会议，要求中大所属各单位提出保证师生安全的措施。他惶惶不安，整夜在苦思焦虑对第二天的游行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请看他当时的秘书钱震夏的描述：
游行队伍井然有序地由沙坪坝出发了。到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门前的时候，突然从那石库门里，闪出了一个昂然的身躯，急匆匆地走到队伍前面，带着中大师生向政协会场走去。大家定睛一看，竟是中大校长吴有训先生。游行队伍里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家争相告诉：“吴校长来了!”“吴校长来了!”整个队伍意气越发昂扬，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游行队伍呈现出极其旺盛的生气，庄严地向政协会场走去。在其他学校的队伍里，却看不到任何一位校长。
吴校长在游行队伍中出现，并亲自率领队伍游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果敢的行动。这表明，他坚决支持这次学生游行，坚持正义，追求民主。同时也说明，他亲临游行现场，站在队伍前列，有防止事态扩大的意图。
“一二五”大游行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但吴校长却遭到蒋介石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严励批评。幸得陈布雷在蒋面前为吴校长说了几句好话，此事才不了之。遭到朱家骅批评后，吴校长向教育部提出了第二份辞呈，距离他到中大走马上任还不到半年。
学生自治会普选
“一二五”大游行后，中大要求民主的空气空前高涨。许多学生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要求学生自治会必须经过全体学生投票，普选产生。
中大的学生机构主要有系科代表大会和学生自治会两个。系科代表大会属于“立法”机构，讨论学生中的重大问题；学生自治会是执行机构，也是握有实权的。长期以来，中大的学生自治会可以说都是在国民党的三青团控制和把持之下，由于推荐人选，经学校训导长批准后产生，广大学生反而无权过问。
吴有训担任中大校长后，他有治校原则，说起来也很简单，无非就是“政治民主”、“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这三大方针。他看到学生们提出普选产生学生自治会的要求，根据民主治校的原则，立即表示同意。于是，一场竞选学生自治会的民主运动在1946年2月，在沙坪坝校园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在中大的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参加第一次学生自治会普选的竞选团共有三个，他们是：郭亨衢团、郑孟节团与陈气涛团。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竞选，有的发表施政纲领、有的用标语口号、有的用高音喇叭广播。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宣传，竞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2月17日进行投票、结果郭亨衢团取得胜利，工学院电机系三年级学生郭亨衢(后改名郭建东)当选为第一届普选产生的学生自治会主席。随后，各系科也在民主基础上，选举产生了新的系科代表大会。
从此以后直到南京解放，中大的系科代表大会和学生自治会一直掌握在进步学生手中，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全部落选。
组织回迁南京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先占平津。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罗家伦时任中大校长，他是国民党中央执委，预料到战争将是长期的。他派人先到重庆联系迁校事宜，又与民生公司联系好利用运兵的回程空船，协助中大搬迁。在校内又做了精心的组织安排。因而中大的迁校能够做到行动最快、时间最短、搬迁的图书仪器最全、耽误课业最少、搬迁费用最省、旅途吃苦最轻。这使得中大迁校后得以继续发展，1940年后成为中大发展的鼎盛时期。当然，那次迁校，罗家伦校长应获头功。
吴校长接长中大，正是抗战胜利，中大又面临迁回南京的问题。当时的中大已经发展为教职员工数千人、学生6000余人，连同家属近2万人，搬迁工作十分艰巨。1946年初，学校在南京接受校产，遇到国民党军事部门的阻挠，他不得不亲自几次飞往南京与有关各方磋商，并一度与强占校舍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直接吵起架来，总算迫使驻军退了出去。返校后几经艰辛筹划，从1946年5月起至10月止，历时5个多月，才将1?郾2万多师生员工及家属(有许多人先回家探亲，然后再回南京)，连同1400余箱图书仪器，安全运回南京。在学校搬迁过程中，吴校长和所有师生员工一样，没有任何特殊。他深信“已身正，不令而行”的格言和高尚人格的感召力；而他也十分自信，这正是他可以引为自豪的、也是以往任何一位中大校长所有不具备的独特功夫。
“五二”学生运动
“五二”学生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口号十分响亮，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反动政府。这次学生运动是由中大发起，联络京沪苏杭十多所大专院校，在南京游行队伍中首先打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旗帜，立即得到全国学生、乃至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中共领袖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把这次运动和解放战争并列，称之为“第二条战线”。
这次运动完全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所引发的。1946年6月，蒋介石自恃有400万兵力，又有美国政府支持，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国统区物价飞涨，从1937年至1947年，十年间物价上涨了整整6万倍，民不聊生，连大学教授也深受其害。1947年5月6日，中大教授会不得不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自己的生存问题。教授会经过反复讨论，拟订了“中央大学教授会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提出了六项具体要求。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吴校长虽然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和教育部提出过，但由教授会以宣言的方式提出，又把他推向左右为难的决择关头。经过艰难的考虑，他终于在教授会表决时举起了支持的手。与此同时，他又把辞职书递到了朱家骅的办公桌上。
中央大学教授会的“宣言”，像是一根火苗，迅速点燃了国统区反饥饿、反内战的燎原烈火。首先是中大学生热烈响应，紧接着南京各大专院校，随后浙江、上海、北平、天津等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各大专院校师生一齐轰动起来，共同举行罢课，筹备大规模游行请愿活动。这种后果，实则早在吴校长的预料之中。而国民党政府直到5月15日，才由南京卫戌司令部打电话明确通知吴校长，如中大学生继续上街闹事，将以武力镇压。吴校长才不得不召开学生代表谈话会，试图以自己的崇高声望，说服学生停止罢课游行，以避免流血牺牲。但作为一名正直的爱国民主主义者，他也只能尽尽人事而已。
1947年5月20日，中大学生自治会联合南京十多所大专院校和外地来南京的学生代表，共发动学生5000余人，举行了“京沪苏杭16所大专院校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军警马队的残酷镇压，这就是学生运动史上著名的“五二”惨案!据统计，这次发生在南京珠江路口的军警镇压游行学生事件，共重伤19人，轻伤104人，被捕28人，被欧打者不计其数。
事后，吴校长即刻赶到医院慰问了负伤学生，并采取了经济救助措施。紧接着，南京警备司令部发布了中大戒严令，并向学校当局递交了逮捕40名学生的名单，遭到了吴校长的严词拒绝。与此同时，吴校长的第13份辞职书又交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
吴校长终于在1947年11月离开了中大。他在中大任职三年多，对支持和推动中大的民主运动确实功不可没。
(原载《中央大学机械系三四级班友通讯》第十三期。标题略作调整———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