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通讯》

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百岁老人

发布时间:2009年11月18日来源:校友总会浏览次数:2530

  纵览了百年风云,亲历了南昌起义,风雨沧桑,荣辱共享。作为今天仍然健在的参加过八一起义的三位老同志之一,他平静而慈祥。

  75年前的8月1日,英雄城南昌的枪声,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新时期。岁月如隙,军旗猎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5周年前夕,记者走访了参加过当年起义的百岁革命老人徐先兆。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同志介绍,在确认的104位参加过八一起义的领导者和部分参加者中,目前仅有三位健在:“94岁的肖克上将,95岁的四川省政协委员舒国藩和年龄最大的百岁老人、江西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徐先兆。当年起义时,徐先兆在第25师政治部工作,建国后在江西师范大学任教授直至退休。

亲历南昌起义 75载激情依旧
    7月底的南昌,正经受着盛夏的高温。徐先兆老人像正常一样吃饭、散步,他与夫人傅香文携手漫步校园、华发微颤的身影是校园里的一道风景。来到老人家里,两位老人笑眯眯地看着记者,老人的听力基本丧失,经其儿子介绍才知本人是记者,徐夫人指指记者带来的果篮,示意太客气了:徐老则精神矍铄、满面红光、拍拍他睡的单人床示意记者坐下。我挨着徐老坐下,比划着与他交流,百岁老人的笑,纯真得像个孩子。

    在江西师大一栋旧楼一楼的两室一厅的普通房子里,与这样一位有着密密深深的皱纹、安祥平静的老人坐在一起,看着他孩童般的笑和被岁月风干的身躯,一时很难想像75年前的风云际会、血雨腥风,以及当年年仅24岁的叱咤风云的革命热血青年就是眼前这位老人。

    徐先兆老人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铅山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参加了“五四”运动。15岁考入南昌二中,与学友袁玉冰、黄道等创办“改造社”,并吸收校外的青年志士方志敏、邵式平等加入,出版了开展新文化运动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季刊《新江西》。1924年他考入东南大学心理学系,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摆脱军阀孙传芳的追捕,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同年被中央派回刚被北伐军克复的南昌,担任由当时江西国民党左派与中共江西省委共同领导的机关报《江西民国日报》总编辑。23岁的革命青年徐先兆热血满腔、锋芒毕露、惹怒了蒋介石,他的总编辑一职被罢免。他又负责编辑团省委的《红灯》周刊,发表了大量锋芒犀利的文章,为八一起义的准备、建立人民武装作宣传工作。

    “1927年7月31日下午,我们党员在南昌女子师范(现为南昌一中)礼堂参加积极分子大会,省委宣传部长宛希俨在会上说:‘今天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命运。现在是下午4点,党中央正在召开重要的会议,如果会议决定了,中国便会出现一个崭新局面。’”徐先兆每每回忆起那一幕总是有些激动,手微微的颤抖。那时他意识到将有大事发生。次日凌晨2时许,临近住处的大校场一带枪声大作,喊杀声、爆炸声混成一片。徐老当时正在与叶挺部的朋友交谈,“听到枪声我很高兴,终于同反动派打起来了。过了一二个钟头,枪声渐稀,这时有追兵来到我的大院,我就说都是自己人,不要误了……”
天未亮,徐先兆就走上街头与人们共庆胜利。“八一起义后,组织上派我到叶挺军、周士第师的师政治部工作。”8月5日,他随部队南下至广东潮州地区,部队作战失利,徐先兆辗转到达厦门,被党组织派往离他家乡很近的闽北建瓯县任宣传部长。

    起义失败后,徐先兆返回近邻福建的铅山,为了躲避反动派的追捕,他在深山古寺住了几个月,以后流亡上海,再东渡扶桑,就读于东京南师与东京文理科大学。1936年回国,从事过禁烟、教育工作,参加过19路军抗日。徐先兆在上海迎来了解放,他找到陈毅,陈毅让他随新成立的江西省领导班子回江西工作,解放后他在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副教授,主讲元明清文学。

    光阴似箭,往事如烟,75年过去了,沐浴过南昌起义第一枪硝烟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徐先兆也由当年英姿勃发的青年变成耄耋之年的老人。历经百年的风雨沧桑,老人已经荣辱不惊,平和坦然,但八一起义仍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退休后,他撰写了大量回忆方志敏、袁玉冰、黄道和八一起义的文章,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研究革命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他说他始终没有悖离当年发起“改造社”的初衷。

百年风雨沧桑 仁爱之心未变
    一位与世纪同行的百岁老人,一位亲历过血雨腥风的青年革命志士和经受了多次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徐先兆身上浓缩了百年来的风雨沧桑。也恰恰是这百年的风霜雨雪磨炼了他的身体和意志。八一起义后的长途行军,抗战中金轮峰与潮汕战役的浴血战斗,建国后随校搬迁井冈山的艰苦劳动,这些人生磨难变成了命运的另一种赐予,给他带来了常人难有的强健体魄。他从小喜欢在家乡的信江游泳,多年的动荡生活使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这两种运动方式也使他终生受益。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后,他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到图书馆和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搬上搬下的繁冗杂务使他脱离了书斋生活方式,也使他与一些知识分子的常见疾病无缘。他家长期住在市内的宿舍,从住地到学校步行需45分钟,他经常一日四趟步行上下班,走了30年!80年搬入校园后,他仍坚持每天长时间的散步。

    古语云:“仁者寿”。徐先兆老人的仁慈宽厚谦让温和也使他长寿,“他永远为别人着想”,他的小儿子、现任江西师大副校长的傅修廷(随母姓)说,对老家来的哪怕毫无瓜葛的陌生乡亲,他一律热情接待、慷慨相助;他还寄钱寄信帮助贫困青年上学;为了家乡建桥,他多方奔走,并悄悄寄去自己的稿费。“我家里食客长年不断,住客常满,我们从小就习惯给客人铺床叠被和迎来送往。”傅修延回忆道。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有受迫害的客人在他家盘桓,徐家不但向他们提供住宿,还要给些零花钱,徐家常年是个大家族。

    从年轻时代的血雨腥风,到后来政治运动的颠簸,徐老不仅一直心怀仁爱之情,而且心态平和,胸怀坦荡。“他坚韧地承受着一切,乐观地对待人生,并以自己的坚强信念与轻松姿态影响家人。”1960年被打成右派的他带着妻子和儿子下放到农村,冬天赤脚下田,割芭茅弄得手掌鲜血淋漓,妻子很心疼,他却不以为然。1927年,24岁的徐先兆在《红灯》上发表《打倒右派》的文章,而1957年54岁时自己被打成右派,历史似乎在嘲弄他,但徐先兆以他的豁达和历史的眼光看待着这一切。文革中他跪着被批斗,挂牌游街示众,经历过疾风暴雨的徐教授更是不屑一顾。文革中学校一度迁往井冈山,70高龄的徐老竟被当作学校搬迁的劳动力使用。有一次他从南昌乘车至井冈山,没有座位,他就在自己的扁担上坐了一天!

   “父亲一生惊涛起伏,波澜壮阔,充满了戏剧性,晚年的他淡泊平和,鹤形鹤心。”

相濡以沫65年 寿星颐养天年
    徐先兆老人目前正享受着宁静而有规律的晚年生活。他每天仍读书写字散步会客,经常去资料室阅读报纸杂志,96岁前坚持每天写日记,除了耳背,他无其他大碍,饮食起居基本自理。除了强健的体魄、仁爱平和的心态,家庭的温馨也是徐老长寿的原因。

    上世纪二十年代,年轻的激情的徐先兆曾在《红灯》周刊上发表一首诗伤悼未婚妻病逝:“纵然昨宵泪涌如泉,可是他还要向前作战。把闲情一齐抛向湖波,莫管他春来柳绿花红,穷人的革命没有成功,恋爱啊只是人间蠢梦。

    三十年代,同乡女子傅香文受本地恶势力纠缠,情急之下托人找到乐于助人的本乡名士徐先兆。徐当时并不认识傅香文,但他还是慷慨施以援手,想办法说退了那位警察局长,没想到就此引来一段跨世纪的美好姻缘。1937年,徐先兆与19岁的傅香文在南昌结婚,婚后育有四子一女。他们夫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在65年的共同生活中,傅香文相夫教子、操持家务,从不让丈夫插手任何家务事,买米买菜洗衣做饭呵护子女,傅香文都承担下来。3年自然灾害期间,家里的菜泡饭不够吃,她让丈夫先吃饱,再给孩子们吃,最后是她自己。在儿辈的印象中,没见过父母红脸、吵架。

    而在夫妻共同经历的惊涛骇浪中,傅香文女士更是以惊人的胆识和毅力,保护丈夫平安经过了三次严峻的人生考验。第一次是1945年,徐先兆患伤寒病,一度非常危险,当时没有对付这种病的特效药,多亏她与医生配合,衣不解带精心护理,方才使丈夫转危为安。第二次是1947年,徐先兆被国民党特务以通共罪逮捕,傅香文以病弱之躯,拖着未成年的孩子四处奔走,多方营救,从上饶赶到贵溪求助于国民党要员、同乡黄维,经黄维出面说情,徐先兆才脱离牢狱。这事当时被传为“穆桂英救杨宗保”。第三次是与丈夫共同经历政治运动的冲击,徐先兆在1957—1979年的22年中多次受冲击,身心遭到极大的摧残。不管命运如何坎坷,傅香文总是一如既往地照顾丈夫和家庭,安慰丈夫,教育孩子们积极向上。

    现在人们常用羡慕的目光注视这对老寿星,百岁的徐老携着他85岁的妻子天天在校园里散步,然而天高云淡之下,平静和谐的今天,是他们相扶相助,一步步踩过坎柯,从昨天走过来的。

    徐老夫妻恩爱也教育出儿孙们的孝顺。如今,儿子儿媳每天晨昏定省,定时给老人洗脚、沐浴、剃须,调理饮食,悉心照料老人的生活。双休日全家老小一定要在一起用团圆餐,老人不大的房子里拥满了欢声笑语。近几年老人的老年疝气症屡屡发作,他儿子总是第一时间飞速赶到,请校医为其诊治……百岁老人凝聚了全家的爱心和牵挂。

    能活到100岁的人有多少?而在百年中能够亲身经历历史的大转折大波浪的人又有几个?眼前的这位百岁老人,内心承载了太多的风云变幻、沧桑巨变。然而今天他呈现给我们的微笑,是他仍旧闪亮的眼神。这平和是惊涛骇浪之后的回归,这平和让人感动。我们衷心祝愿老人健康长寿!

田海宏
  (转载《江西广播电视报》2002.8.5-8.11,校友廖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