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四年半大学生活中，除1945～1９４６年在重庆柏溪的一年级和1950～1951年在南京复学重读四年级的两年外，其他两年半(1946～1948年)我都是在读书和参加学生运动的两种生活中度过的。这是当时的动荡时势所造成的。
1945年考进在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时值抗战胜利，不久爆发了国共内战，但当时我们新生在僻静的柏溪学习，功课又繁重，全力投入学习，仅偶而随大流参加全校性的游行。
1946年秋，学校复员南京在四牌楼二年级。由于环境的改变，时局的恶化，促使我的思想和生活都逐渐有了变化。当时南京的中央大学校本部在四牌楼，只有农学院、新生部和部分系科在丁家桥分校。四牌楼一带可以说是当时南京的文化区。东面是成贤街，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稍远有国民大会堂。成贤街的得名据说是明朝初年的国子监就在附近。北面是中央研究院、考试院、鸡鸣寺和北极阁，山上有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研究所和高耸着风向标的气象台。西面是丹凤街，不知张恨水写的小说《丹凤街》是否同这里有关?可以说文化气氛是相当浓厚的。学校中心有魏峨的大礼堂，高高的黑色圆锥形屋顶，看去十分壮观。许多人都在大礼堂前拍照留念。学校西北角有古色古香的六朝松，它同大礼堂好像成了学校的象征。记得1982年南京大学开建校80周年校庆会时，我还同著名物理学家赵忠尧校长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在大礼堂前左右还分布着科学馆(理学院)、图书馆、工学院、东南院(文学院)等建筑。大礼堂前直通大校门的大道毕直宽阔，大道两旁种植着干直叶茂的法国梧桐树。从校门望进去，大道尽处是大礼堂和花坛，两旁有图书馆和科学馆等高大建筑。我刚到南京，初进这样的大学环境，使我深深感到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的确是十分幸运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想到在今后几年里，我都将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更觉得心境舒畅，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憧憬和幻想。但是，每当想到我毕业后会到哪里?会做什么工作，虽然学校后面就是中央研究院，是我许多年所向往的，但我不是学物理和理科的，又如何进得去。我是学工科的，应该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但是在当时内战扩大，到处是烽火战场的情况下，又能到哪里去参加建设呢。
刚到南京上二年级课时，对我说来主要是上《电工原理》、《电路分析》、《电工数学》和《应用力学》等电机工程的基础课。另外，由于我欢喜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知道要了解科学发达国家的科学发展情况，就必须直接看它们的科学书籍和杂志，因此必须多学几种外语。我在中学就开始学英语，在南京中学念高中时还通过重庆的世界语函授学校自学了世界语，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用土纸印刷的《世界语语法》(冯文洛著)和《世界语课本》。到南京后，我又选学了两年的德语，当时认为德国工业和科学都很发达，我所敬仰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又是德国人。后来，还旁听了法语、俄语和日语。因此在大学毕业时，我已经学习了当时认为工业和科学发达国家的5种外国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和日语。
1947年暑假以后，我进入三年级学习。这时电机工程系已从专业基础课转入专业课的学习。当时电机系分为电力和电讯两个专业。我因为觉得电讯组学的无线电和电子学更接近物理，就选择了念电讯组。记得那时大多数电机系同学都选学电力组。只有少数功课比较好的同学和几乎全部女同学选学电讯组。但许多课程还是两组都要学的，例如电力机械、工程材料、热工学和电子学等，有的课程则是电讯组必须学的，例如有线电工程、无线电工程、电话输送、超高频工程和电声学等。当时电机系系主任陈章教授亲自教授我们“无线电工程”，他的江浙话虽不易听懂，但他讲课很认真，材料也丰富，只要用心听，还是能听懂的，而且从他的讲课内容到言传身教，我们都是受教益的。后来我参加工作后，到南京讲学、参加学术会议等时，都尽量抽时间去看望陈章教授，甚至在他因病住医院时，也去看望他。至今我还保留着多张我去看望他时同他的合影，以及他写给我的亲笔信。他几次对我说，他认为他能有像我这样从事科学研究并很有成就的学生，也是他的一种安慰。记得1985年5月我去南京参加鉴定会时，正逢南京工学院(现为东南大学)为陈章教授举行85岁生日庆祝会，特别请我去参加。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次祝寿会上同陈老师、陈师母和管院长的合影。
在1946～１９４８年期间，一方面是努力上课学习，一方面是在进步同学影响下，参加了进步的“贾雨村”壁报社，逐渐投入了进步的学生运动。当时上课后常去图书馆学习，晚上还得去先摆好书和笔记本抢占座位，我总是在吃过晚饭占好座位后便去图书馆的阅报室看报纸。这种经常读报的习惯从高小时养成后已成为我一生的习惯，后来报考中国科学院也首先是从报上看到中国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招收研究实习员的广告后才去报名应考的。有时吃过晚饭占好图书馆座位后，也到学校后面的考试院前草地或鸡鸣寺去散步，每当经过中央研究院门前时，总有一点向往之情，那时对抗日战争胜利前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印象很深，对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作用是看得很重要的。
那时在大学里学习的小环境虽好，但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却不佳，内战在扩大，物价在上涨。1946年底北平发生了“沈崇事件”，一位北京大学的女生被美军强奸，在各大学里反应很大，我们都很气愤而参加了“抗暴”游行。
1947年春天，由于内战的扩大，物价的上涨，我们依靠公费的伙食也受到影响。在文昌桥宿舍和食堂，在四牌楼校本部都不断有大字报出现，表现出对时局的忧虑和不满。这些也反映在当时风起云涌的许多壁报上，我们同室寝的8位同学当时也组织了“贾雨村”壁报社(将在《回忆录》的另一节中介绍)，出版了《贾雨村》壁报，当然也有对内战和物价意见的文章。这些情绪、壁报和大字报，终于导致了南京各大学联合的“五二反内战反饥饿”的大示威游行。1947年5月20日南京各大学，如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南京音乐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几千同学，先在四牌楼中央大学的体育场集合，然后各大学同学们高举着校名大横幅和反内战、反饥饿大横幅，手执各种反内战反饥饿等标语小旗开始了游行。这时听说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已经封锁了大校门，游行队伍只得从学校的侧门出发到鼓楼，然后沿中山路南行。快到珠江路口时，前面传来军警已布置了水龙阻挡游行队伍前进的消息。同学们听了很气愤，呼喊着“冲啊!冲啊!”向前跑去。我们在珠江路口果然遭到水龙喷水扫射，衣服被水冲湿，但也冲过去了。”当我们游行队伍转到长江路接近国民大会堂时，前面又有军警的一排马队横在街中，挡住了游行队伍的前进。前面大会堂里正在开全国国民大会，游行队伍原是准备向国民大会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抑制物价的。马队堵住了路口，游行队伍不能前进，便高呼口号，唱起群众歌曲，后来游行指挥部要求大家坐下来，他们前去交涉。中午还送来了面包和茶水。这时大家挨了水龙，又被马队挡住，真是群情激愤，不断喊口号和唱歌鼓舞士气。这样坚持到下午，马队撤走了，游行队伍又继续前进。经过国民大会堂时，同学跳着喊着，怀着胜利的心情回到学校。但听说游行指挥部送了请愿书后，国民大会也散会了，故撤了马队。我和同学们一样通过这次游行事件，更加认识了国民党政府的残暴和腐败，更多地参加到进步的学生运动中。
也许由于知道我喜欢新闻的缘故，“五二”后我们同寝室的活跃分子老董(大家都叫他董保)介绍我到当时学校进步的《中大新闻》当记者，课余时候兼做些校内采访和写些新闻报导，工作由我自己掌握。记得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晚上系代表大会在大礼堂开会讨论学生运动时，我作为记者去旁听和采访当时系科代表大会和学生自治会。这些组织都掌握在进步学生手里，是进步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因而受到了国民党和保守派学生的仇视甚至破坏。那天晚上的系科代表大会在开会当中便受到这些人的破坏，拉掉大礼堂的电闸，使会场突变漆黑，还有人喊打，不让会议开下去。我曾写了关于这次会议遭破坏的经过在《中大新闻》(后改为《中大周报》)上发表。1948年开“五二”周年纪念晚会时，又遭到破坏，还有几个进步同学在返回途中被人抓到国民党青年部(在鼓楼南的中山路)。这消息很快传到各大学，于是第二天各大学的同学又集体去青年部要人，包围了青年部，后来是南京卫戍部释放了被捕的同学。我又为《中大周报》写了这次事件经过的报道。至今我还珍藏着这两次学生运动的照片，如水龙冲击、马队挡道、周年纪念晚会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李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