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元
我曾于1947年暑假中在吴有训校长家里做家庭教师。那时，我刚读完物理系二年级，18岁多些。我的学生是吴校长的小儿子，吴再生，12岁，刚在中大附中读完初中一年级。我的工作是帮助他复习数学。再生天资聪颖，一点就明白，题目做得也好。我的教学任务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完成的。我们前后有一个多月时间在一起，彼此都感到很愉快。我认为，尽管当时我的年龄比他大6岁，我们仍然可以称得上是朋友。
解放后，吴校长在北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也在北京工作，有点想去看他们，又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太一般了，不该打搅他们。这样，尽管这段往事给我印象很深，也不再提起了。
然而，2003年秋天，我为《中央大学名师传略》写一篇记述吴校长的稿子，我读了吴校长的传记和有关文章，深深为他的道德品质感动。这些文字常说到他的儿子再生，使我一次再次地回忆起当年愉快时光，情不自禁地想打听再生下落。我辗转设法，终于得知他已退休，住上海。我和他通了电话，果然他也清楚地记得我，并且非常愿意和我来往。2004年4月，我因事去上海，在他家住了一夜。这时我75岁他69岁，都已是古稀老人。尽管我们完全相见不相识了，但仍相投相知，共同语言很多。我们畅谈了一切想谈的事情，非常尽兴。
他在谈话中说起兄弟姊妹情况。他说他的父亲有五个孩子，这些孩子个个工作努力，表现很好，先后都入了党。这里要说的是再生自己和他的哥哥惕生。
再生解放前后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50年冬高中二年级时，响应抗美援朝号召报名参军，分到海军学校学习海道测量。毕业后，分配到海军工程兵部队，在东北等地建机场， 以后又在舟山、南海等岛屿上建地下程。
1953年签订朝鲜停战协议，他18岁，想到自己是为抗美援朝参军的，既然战争结束了，就该退伍上大学。他几次打报告请求退伍却不被批准，很想不通。为此，父母亲多次写信劝他服从组织安排和祖国需要，安心工作，他就这样当了一辈子海军工程兵，主要在海岛上修建工事，生活及工作条件异常艰苦。还好，1958年他当上武汉测绘学院的函授学生， 以六年时间学完大学课程，1964年毕业，也算实现了读大学的夙愿。他于1993年退休，军衔大校。
惕生1949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1953年毕业，分配到在上海初建不久的我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从事辐射剂量学研究。 当时创业维艰，设备和防护条件很差，他是工作上的骨干，身处第一线，经常受到超容许剂量的照射。1962年，他牙龈大量出血，还出现其他症状，身体虚弱，检查发现是辐射病，未能治愈，出医院后仍坚持工作了 20年，只是转到电子显微镜专业。他为辐射剂量学和电子显微镜学两门专业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但身体愈来愈差。他于1984年退休，转入地方，根据病情，被定为二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现在经常卧床，行动困难，双下肢大面积溃疡，骨瘦如柴。由于重病，他没有赶上改革开放后的评职评级，直到退休时还是持续已20多年的助理研究员待遇。对于个人所有这些不幸遭遇，他无怨无悔，只是遗憾受到病情限制，不能再多作出一些成绩来。他的夫人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十分关心他，爱护他。他们有一个儿子，已大学毕业工作多年，对他们很孝顺，尽管他的身体极差，经济上也不富裕，一家人在感情上还是满足的，幸福的。
这些情况使我感慨万千。吴校长年轻时期怀抱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大志，放弃美国优厚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国任教，再生则在15岁孩子年纪为保家卫国而投笔从戎，不能和一般青年那样正规地上大学。吴校长是我国近代物理研究和教育的领头人，一心想在祖国大地上开展原子能和原子弹的研究制造工作，惕生则从事辐射剂量学研究，得了严重的辐射病。他们真是一脉相承地接受了父亲的影响和熏陶!吴校长当然知道在他们选择的道路上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但他一点也不干预，完全支持孩子的正确选择。 以吴校长的地位和影响，只要找找什么人说说话，两个孩子的命运会完全不一样，但他就是不这样作。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品德，为此奉献了爱子，尽管献出的不是他们的生命，而是他们的终生健康以及我们常人说的前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