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石油地质学家。1922年10月生于上海，籍贯江苏苏州。194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质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01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原总地质师。
一
1959年冬，37岁的李德生跳下汽车，顺手扶了扶眼镜。他极目远眺这片陌生的土地，芨芨草蔓野，千里冰封。当凛冽的寒风席卷过苍茫辽远的东北大地，扑面打在李德生脸上时，这个江南出生的年轻地质师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畏惧、退缩。这次他和许多地质骨干一样衔命而来。
李德生年纪虽轻，却在大庆油田发现、开发过程中扮演了不可小觑的角色，赋予他这个角色的是余秋里和康世恩。一个是被毛泽东称之为“大有可为”的“独臂将军”；另一个则是最称职的副将、大庆会战指挥部的总指挥。
“我们到大庆油田考验他一番。”正是康世恩的这句话，让李德生穿着毡靴的脚印深深地烙进了大庆的黑土地。“大庆会战”对于每个从事石油工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个既神秘且叫人热血沸腾的名词，但对于当时亲历会战的人来说，他们承受了国家使命带来的巨大莫测的压力，压力又随之转化成极度亢奋的工作状态、忘我献身的工作精神，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鼓盆而歌”式的简单的乐观。
压力来自四面八方，丰泽园菊香书屋里终日烟雾缭绕。
作为这个新生国家的领袖，毛泽东对国家局势的观察比大多数人都来得透彻，他内心的焦虑自然更胜一筹。迅速发展石油工业，这是党内元老的共识。早在中共中央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讨教建国方略时，斯大林便捎来口信说：英国和欧洲人走向强大的秘诀是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而美国崛起的经验证明，石油是工业化革命真正使国家经济超越常规发展和社会飞速前进成为可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顶着这种压力，“独臂将军”余秋里走上了石油部长的位置。
余秋里上任那年，李德生在石油地质这行已经待足了13个年头。1945年7月，从中央大学地质系毕业的他搭上了北去的卡车，前往地质生涯中的第一个目的地——玉门。
毕业前夕，玉门油矿矿长严爽来到中央大学地质系招人，在那个人才紧缺的年代，严矿长发出豪言：“地质系来多少收多少。”饶是如此，荒凉艰苦的大西北还是吓退了大多数的青年学子。那年，与李德生结伴同行的全校仅两人。李德生在他的自述《我的石油地质生涯》中描述了从重庆出发到玉门的这段路程：
从重庆到玉门，公路里程共2500多公里，由于卡车车况不好，沿途走走停停，经常抛锚，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于9月10日才到达玉门油矿。矿区南侧是雪峰连绵的祁连山，山麓则是一望无际的戈壁砾石滩。从上海滩到戈壁滩就是我从事石油地质工作的起点。
二
讲述李德生，不得不提到余秋里，他是大庆历史中一座无法绕行的高峰。李德生遇到余秋里，秀才遇上兵，最初也撞出好些“有理说不清”的火花。
李德生与余秋里的第一次交锋发生在那次著名的“川中会战’上。
余秋里上任伊始，四川便传来捷报，龙女寺2号井、南充3号井、蓬莱1号井相继出油。三井分处三个构造，相距40—100公里，这意味着石油部上下盼望已久的“大油田”就在眼前!
余秋里一刻不停，他充分吸收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胜利的经验，集中优势兵力，开展大会战。部长一声令下，这群从战火中走来的将士个个用命，以排山倒海之势，从玉门、新疆、青海挥师“天府之国”，拉开了共和国石油工业史上第一场会战的序幕。
“必须在已经见油的南充、蓬莱镇、龙女寺三个地质构造上迅速拿出20口关键井，作为整个会战前的勘探主攻任务”，川中会战领导小组组长康世恩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大油田、小油田，就看这20口井出油情况了!”康世思雄心勃勃地说。
“我和同事们在华蓥山西麓观察了凉高山砂岩和大安寨灰岩储层地面露头，又详细研究了南充、龙女寺、蓬莱镇已完钻探井的岩心和实验室分析化验资料，加上几口探井试油时产量、压力变化曲线；我觉得川中这样的地方，地质复杂，不宜如此大动干戈搞会战。最好再等等已经出油的几口井，观察一下，再大规模布井。”作为四川石油管理局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的李德生给那些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将士当头泼下了一盆冷水。
余秋里第一次注意到身边这个一直安静、温和的年轻人，在眼前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下，这个看似羸弱的书生却摆开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余秋里“噌”地站起来，大步走到李德生面前，双目狠狠盯住对方，声音是从鼻孔里出来的：“你再说一遍!”
李德生挺着脖子，说：“我还是坚持等地质情况弄弄清楚再大干也不迟……不能蛮干，要干也得等地质资料都收集齐了才好决定怎么干嘛!”
“那你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将军强压下心头的不满。
“这个我说不准，或许半年……也可能一年、两年……”
李德生不温不火的回答彻底激怒了余秋里，拳头猛地砸在桌子，他吼道：“扯淡!等你资料收集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知道吗?油都喷到天上了，这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
顶着领导的唾沫和同事异样的目光从屋子里走出来的李德生依然坚持己见。科学人讲的是科学精神，和军队里那套绝对服从命令的作风截然不同。权威≠真理，而真理又往往掌握在少数了解真理的人手中。如今回忆起“川中会战”时的场景，李德生还是那条信念：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一切行为必须符合地下地质情况。
李德生拿出纸笔，边说边画，向我解释了川中复杂的地质情况。通过取岩心、试油，他们发现这里的岩石属于致密砂岩，当地人称之为“磨刀石”。在这样的岩石中，储层的渗透率相对较低。虽然在十字交叉层、层间裂隙和垂向裂缝中有石油，但若无很好的压裂酸化技术，想要进行大规模采油，几乎不能实现。
此时全国上下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副部长李人俊代表石油部党组在中南海的“打擂”场上，向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喊出了“一吨钢一吨油”的口号，开弓没有回头箭，李德生的建言是重压之下的余秋里根本无法接受的。理性的声音没有人倾听，年轻的李德生还被作为“白旗头子”，在克拉玛依两千人的石油会议上被点名批判。
虽然余秋里和他的队伍鼓足了干劲，但川中没能成为成全他们的福地。李德生的预言成真了。指望着从这里年采300万吨的余秋里最后收获了不到1／10的石油。“川中会战”宣告失利。
有人说“川中会战”对中国石油工业来说是“挫折”，不是失败。此话不假。一个毫无经验的石油部长开始变换思维看问题，同时他还记住了一个年轻地质师的名字——李德生。道之所存，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年轻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人。
三
松基3井出油(1959年9月26日)后三个月，李德生来到大庆。“我们叫它‘红色草原牧场’。”他说。当时的大庆甚至没有名字、没有行政区划、没有文明留下的蛛丝马迹。
李德生早顾不上嗟叹，他和他的同事张俊、翁文波、童宪章等人迅速展开了技术评估松辽的“侦察尖刀行动”。他们分组行动，盯住每一口勘探井的钻探进展，一有情况，立即聚头研究分析。
现在，我们通常把松基3井出油当作一个历史性的标志。其实大庆油田的发现可分为几个重要历史阶段：最早的贡献，应该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翁文波等提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并由黄汲清、翁文波几个正式圈定松辽找油的地质构造图，于是才有了松基3井出油。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庆油田是个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个好油田还是差油田?是死油田还是活油田等这些决定大庆油田前景的关键性时刻。要回答这几个重要问题，还得用科学事实说话。
1960年元月1日，当余秋里拿到地质部送来的大庆长垣北部地震构造图，手下人告诉他在葡萄花构造几十公里以北的杏树岗—萨尔图—喇嘛甸地下储藏着更加丰富的石油时，他并没有喜形于色，这次他需要耐下心来，听听那个讲真话的年轻地质师的意见。
“北边的构造显示告诉我们，那儿值得去大干一番。因此我考虑咱们把原来的勘探作战方案做些调整，在北边三个构造的高点上各定一口井，立即着手进行‘火力侦察’，彻底把这王八盖子(余秋里对大庆油田生产区戏称)底下的储油情况弄他个明白!你看怎么样?”余秋里问道。
面对首长机关枪似的诘问，李德生不紧不慢地用手指在构造图上比划了几下，又在三个构造高点画了一个三角形，说道：“余部长，这回我一百个赞成你!”
余秋里兴奋地拍着李德生的肩膀，接着说：“既然这样，我把这三个井的井位拟定和设计任务交给你了，得用最快的速度搞出来!明天你就去!”
“是!部长你放心!”李德生干脆地接下命令。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漫天风雪里，李德生和邓礼让带着四人组成的测量队从大同镇出发，开着一辆苏制69嘎斯吉普车奔赴北方一望无际的草原。
第一口萨尔图构造高点上的探井很快确定，在萨尔图镇以南、大架子屯北一公里左右的草原上，当时定名为“萨1井”(后改为“萨66井”)。李德生这边刚确定井位，邓礼让那边就调来32149钻井队。为了抓紧时间，尽早定下预探井位，临走前，余秋里嘱咐李德生“不用回来汇报”，全权听从他的调度。信任大，压力也大，李德生马不停蹄，立刻带着测量队员顶风冒雪赶往下一个高点。
这是一场真正军事行动式的“火力侦察”，更是石油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最早的松辽普查勘探工作一直是在原长垣构造南部地区的葡萄花高台子上，也就是松基3井所在的地区。按照一般的勘探程序，一个地区打出见油井后，采用十字剖面布井办法，以2公里上下的井距依次向左右展开勘探，一面侦察地下储油面积，一面探明油水边界。现在常规被打破了。李德生、邓礼让定下的三口井，从松基3井所在的大同镇一下甩到了70多公里外的萨 尔图、杏树岗、喇嘛甸。
这一石油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后来被赋予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三点定乾坤。
三口井不负众望，获得了高产油。第一口“萨66井”于1960年2月20日开钻，很快见油层，3月11日完井，初试日产量达148吨，油层厚达78?郾3米。如此高产量油井，如此厚的油层，如此好打的油井，在中国石油勘探史上也是第一次。
至此，余秋里口中的“王八盖子”——大庆长垣构造正式被确认为世界级的大富油区。
四
大庆会战的场景让李德生记忆犹新，他写道：
大庆石油会战初期有“九热一冷”，九成的时间用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实践中，一成的时间用在冷静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提高认识上。平日的休息时间是每旬工作9天，休息一天，改变了星期制度。每月月末有三天时间召开“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
1960年3月中旬，在安达铁路俱乐部召开的“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被后人形容为“石油遵义会议”。在这次会议中酝酿了由李德生等人起草、康世恩定稿的“大庆长垣钻探和开发过程中取全取准20项资料和72种数据”的技术规程。
李德生说：“过去我们在工作中仅仅依靠很少数地质人员搜集资料，取资料与生产常有矛盾，工作中困难很多。有了这个会战技术规程以后，掀起了以‘四全’、‘四准’为目标的群众性搞地质资料活动。四全指：录井资料要全：测井资料要全：取芯资料要全：分析化验资料要全。四准指：测量压力要准：油气水计量要准，各种仪表要准：各种资料样样准。”
“石油开发法则”的确定和实施，使大庆乃至后来整个中国石油开发事业有了科学规范的技术依据和行动准则。
李德生等针对油田开发中的矛盾，建议采用横切割注水法，将偌大的油田切蛋糕似的分割成宽3.2公里，长10—15公里，面积30—50平方公里的区块。每个区块油层变化相对简单，便可以根据本区块的特点来划分开发层系。另外他们还要求每个开发区块，先钻注水井，后钻生产井，注水井先采油，如此一来不但降低了油层压力，便于注水，还能使水油界面均匀地向生产井推进。为了提高采收率，李德生曾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向油井内注入二氧化碳，以此降低原油黏度。效果十分显著。
李德生等1962年制定的“萨尔图油田146平方公里面积的开发方案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开发准则和建议保证了大庆油田的“长期高产稳产”，他拿出油田年产量统计图表不无自豪地解释道：“从1976年到2002年的27年里，大庆一直保持着年产5000万吨以上的产量，和世界上的其他大油田相比，我们的开发实践是高水平的。”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和李德生聊天，看着他翻阅那一张张照片，从头带学士帽的莘莘学子，到脚踏毡靴依坐祁连山壁的年轻地质师，从坐着四轮吉普长驱在苗栗、新竹到驾着马匹驰骋于酒泉明海，从西装革履呢大衣到粗衣布裤工棉袄，他始终一脸恬静的微笑，身边常常或抱或牵着他的儿女妻子。李德生记得妻子在歌乐山送别他前往玉门时，许下的“把家安顿在玉门”的承诺；记得在陕西延长的窑洞里，他帮着女大夫亲手接生了次女时惊心动魄的一幕：记得老区乡亲朴质地端上小米粥，记得独臂将军沉沉地落在肩膀上的手掌。
明月照积雪，长河落日圆。当一个踏遍青山、看尽冷暖的老人向我娓娓道来这一切时，我忽然想起了一句粤语老歌：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万水千山总是情。
09.9《人物》转载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