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6日，中国的松辽平原上冒出了黑色的石油。这些“黑色的血液”预示着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罕见的大油田——大庆油田的诞生，而大庆的诞生意味着世界石油市场格局的改变。
石油，10％是经济，90％是政治。大庆油田的发现开发所产生的延伸效应即世界军事、政治格局的改变，从某种意义说，是大庆吹响了一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号角。
1963年12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发布了震动世界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骄傲地宣布：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在东北松辽平原上发现了一个世界级的“大庆油田”，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世界听到这个消息其实晚了4年多，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就收到了这个石油大礼包。那年9月26日，东北松辽盆地的“松基3井”钻出了工业油流，如同专程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大庆的礼物，于是被命名为“大庆油田”。
李四光慧眼识珠
李四光，1952年8月7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地质部部长。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初，抗美援朝硝烟未灭，李四光被毛主席请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咨询中国石油资源的底数，到底有没有石油?据说，李部长当着刘少奇、周总理、朱老总的面，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李四光开始挑选石油地质的左膀右臂——中国有油的共识者。首先在1952年召来了南京的谢家荣，接着在1954年召来了重庆的黄汲清，搭起了“双轮马车”技术班子。
制定首个石油勘探计划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新中国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李四光是“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谢家荣也是代表，不同的是他是“特别邀请人士”，大概因为无党无派。
谢家荣当矿产测勘处处长时，李四光是中研院地质所所长，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不过，谢家荣比李约小10岁。
1949年6月解放前夕，谢家荣编制了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勘探计划《中国探矿计划》，与郭文魁一同拟在1950年石油天然气探测计划中派52人，组织松辽平原等5个队。刚解放的8月，从东北参观回来又写出《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
最早明确地把找油目标指向了“松辽”，“松辽盆地”这个专有名词，就是他首创的……
1950年9月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谢家荣被任命为副主任。1952年地质部成立，谢家荣担任了总工程师。1954年，地质部设立矿产普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李四光部长兼，刘毅、谢家荣、黄汲清任常委，谢家荣还兼总工程师，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产油区》，对石油前景作出了更加肯定的回答：“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具体点到了：“从大地构造推断……包括桂滇黔地台区、华北平原、松辽平原等8个区域”。
1955年，“普委”主要任务改为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年初召开了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规划实施了三年石油普查战略方针，组织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1200多人的石油勘探队伍开赴各地，拉开了“大庆石油大发现”的序幕。李指挥一班人，谢、黄等是技术领导，对布置项目、编审计划、调查内容与工作方法都进行了具体指导……
黄汲清“补遗”立大功
黄汲清比谢家荣小6岁、比李四光小16岁，当过他们的学生，对李、谢执弟子礼。
1935年，黄汲清从瑞士学成回国，曾任中央大学兼职教授、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学术上后来居上，与李四光和谢家荣平了级。
黄汲清担纲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领导组织西北石油考察队，让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玉门。1938年，带领陈秉范调查，亲自布钻发现了我国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
黄汲清到李四光麾下担任技术高宫，学习恩师的创造精神，并没有囿于教条和框框，后来与老师谢家荣，还有翁文灏、王竹泉、潘钟祥、侯德封、高振西等一起，被尊为中国“陆相生油理论”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还被尊为“大庆石油大发现”的主要理论指导者之一。1954年，翁文灏、黄汲清、谢家荣等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石油地质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
人生常有偶然与必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大庆石油大发现”就发生过一点偶然，与黄汲清有关。
据苏云山回忆：不知何故，在最后的关头，黄汲清极力主张并寄予厚望的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平原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等到黄汲清知道，他着急上火了。“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当即指定我起草一个《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记忆比较清楚的是，他在谈到设计任务书的写法时指出，要求踏勘人员乘小船沿松花江两岸多找出露的岩层，尽量测量地层剖面，对铁路两侧及平原边缘的沟谷，要多下点力量，找基岩露头和油气显示。‘踏勘任务书’拟定后，曾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这份重要的任务书，终于赶在6月7日由普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奔签发，11日下达东北地质局，该局立即组成了以韩景行为组长的5人踏勘小组，得到了非常乐观的结果，使松辽平原一跃而成1956年2月“第二次地质部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如果不是这次“补遗”，“大庆油田大发现”就不知会推迟几年!
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地质部长李四光指挥地质队伍，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共同的科学事实，为中央领导提供了正确的决策依据。“大庆石油大发现”在标示其巨大的经济、政治意义的同时，也展现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科学过程。
（编者注：李四光1932年任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黄汲清1935年任中央大学兼职教授。）
09.9.21《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