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旦，毛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斗志。随着东北全境解放，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相继结束，消灭了蒋介石集团军队的有生力量60%以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全中国已经是指日可待。
早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把战略眼光放在攻占国民党老巢南京城的渡江战役的部署上。1949年1月，由邓小平、陈毅、刘伯承、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下达了渡江战役准备工作的命令，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的渡江部队中到处可见“打过长江去，占领南京城，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口号。1949年2、3月间大批参战部队集结在芜湖、江阴、安庆、九江等一线进行水陆实战模拟训练。1949年2月份，由邓小平、陈毅组成的总前委考虑到军事上占领南京后，还需要有一支接管队伍负责维护城市秩序和建设，根据先前解放的一些大城市诸如长春、天津、济南等地的经验教训来看，需从部队抽调人员与地方党组织组成一支“接管大军”。当时，我正在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组织上考虑到我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是江苏人，因而挑选我调配到二野机关直属队二支队工作。当时二支队的队长是张振东，政委是周布，两人负责领导渡江战役的战前培训，主要内容是：熟悉和掌握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党的城市政策；了解最新敌情变化，分析国内的形势，观看和模仿渡江过程中的实战训练，学会应付将遇到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以及水上战斗的射击要领等等。
总之，通过一个多月的宣传教育和实战演练，提高了接管人员的思想素质和战技水平。同时，亲眼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军的支持和战士们的许多“发明创造”，当地老百姓听说我们要渡江活捉蒋介石后，毫不犹豫地把家中所有的口粮拿出来，甚至把房子拆掉给我军当柴火烧，修路、运粮、找船工都离不开他们，我真正体会到我们军队和人民群众“血浓于水”的关系。为保证渡江的顺利，战士们进行各种实战演练，原以为游泳过江要两小时，后发现有的战士只要20分钟。我们的战士还设想了很多问题：中弹掉进长江中怎么办？北方兵在江中见水后发晕怎么办？在渡江中如何把机枪固定在船上？船在登陆后如果搁浅又怎么办？……真可谓“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他们都一一找到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在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的“打过长江去”的命令声中，4月23日夜间，我见证了载入历史最辉煌的一刻。当时万船齐发，乘风破浪，横渡长江。记得那天江面寒气逼人，风浪很大，只听见子弹“嗖、嗖”地在耳边响个不停，有些子弹因射程近直落到水中。大约24日凌晨，我跟随主力部队在下关电厂附近的江边开阔地登陆，这里刚经过一场小规模激战，不少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横躺街头，武器装备物资丢弃一地。国民党军队遣逃时纵火焚烧下关火车站的火光照亮了天空。不少南京市民已经自发地站在马路两旁，挥动小红旗欢迎解放军入城，我心头油然升起一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自豪感。
几个小时后，前方传来了第35军103师312团的勇士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门楼、国民党青天白日旗被战士们踢下城楼的喜讯，我们更加欢喜鼓舞。然而至今鲜为人知的是，解放南京城的35军就是在8个月前济南战役中，由吴化文军长率领起义的部队同鲁中南纵队合编而成的。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后新生的原国民党军队在这里参与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4月24日朝阳升起时，太阳的金辉撒遍石城，南京换了人间。
4月28日，以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南京市军管会正式成立。5月1日以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刘伯承、宋任穷、陈修良、张际春、陈士粲为常委的中共南京市委成立。从此，我开始了投入接管南京城夜以继日的繁忙事务中。
在军管会工作期间，我作为部队接管干部曾多次出席聆听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司令员等领导同志的报告，他们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深入浅出地分析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种种疑惑，解答我们在工作中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帮助我们掌握政策尺度。尤其是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让我至今记忆忧新。主要归纳为以下一些内容：南京是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有庞大的官僚机器，需要接管的部门有700多个，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警察、工勤人员就有7万多人，怎么办？小平同志说：中央早有指示，一律包下来，三个人饭五个人吃嘛！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检查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及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准虐待、侮辱……小平同志还告诫大家，南下干部、军管干部，地下党干部都要相互团结、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不得相互歧视，共同做好军管工作，为建设新南京作出贡献。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从1949年4月23日参加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一直在南京工作了60年，见证了南京城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进入南京城时到处伤痕累累，满目战争疮疤，市容市貌一片凄凉杂乱，就连市中心地段三层楼房也不多见，而且显得陈旧，贫富差别巨大，当时高校只有5所，毕业生8000人左右，公共汽车也只有江南汽车公司一家，拥有破旧车辆250辆。60年后的今天，南京就有40多所高校、职校，中学等几百所，高校毕业生有20多万人；四通八达的公交线路400多条，拥有车辆6000多辆，还有出租车、地铁运营车辆，丰富了人们出行线路。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南京的工、农业形势发展更加喜人，彻底将南京60年前的消费城市改造成现代化工业与文化氛围融为一体的大城市。我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中遭到了一些冲击，受到委屈，但我觉得同那些为解放南京城而牺牲、长眠在南京城下的烈士相比，这不算什么。
我常常追思1949年4月23日那个至今难忘的夜晚。我长久地凝视着滚滚东流的长江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仿佛就在昨天。（张玉峰系我校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