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校友，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至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五至七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五至七届民盟北京市委主委，第一至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八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九至十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荣誉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原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陶大镛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4月18日16时 38 分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93岁。
陶大镛（1918-2010），1918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194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1942-1946年先后担任中山大学讲师、广西大学和交通大学副教授、四川大学教授。1946-1948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新建设》月刊主编。1954年以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陶大镛先生逝世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至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五至七届民盟中央副主席，第五至七届民盟北京市委主委，第一至五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八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九、十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荣誉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原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原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陶大镛先生，因病于2010年4月18日16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陶大镛先生病重期间，校党委书记刘川生、校长钟秉林等学校领导，到医院看望了陶大镛先生；民盟中央及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以各种方式对陶大镛先生表示慰问。
陶大镛先生1918年 3月出生于上海，作为一个商务印书馆排字工人的儿子，他在战乱与贫穷中度过童年，通过刻苦自学，考取了中央大学经济系，从此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人生历程。在长达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始终不渝地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为我国的经济科学研究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和才华。
1937年4月至5月，当时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的陶大镛先生就在上海的《时事新报》上连续发表了《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责》等三篇论文。也正是在大学读书时期，陶大镛先生从朋友那里借到一本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由此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启蒙。大学毕业后，陶大镛先生考取了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那时正值国难当头，他遂放弃研究生的学习，前往香港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陶先生又历尽艰辛，返回内地，先后在中山大学、广西大学、交通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官僚资本的罪恶，作了尖锐的揭露。1946年至1949年，陶大镛先生在英国和香港期间，主要从事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他曾在《经济导报》、《文汇报》、《世界知识》等刊物发表大量学术论文。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一心向往祖国的陶大镛先生决定回国参加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中央出版总署编译局计划处处长，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同时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周刊主编。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陶大镛先生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仍然保持学者刻苦的专心钻研学问的精神，孜孜不倦地阅读书刊，不厌其详地收集资料，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研究工作。十年动乱后，陶大镛先生的错案得到改正。这时他虽已年过花甲，依然以极大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工作，他的著作也陆续得到发表，主要有《社会主义思想简史》、《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等。1992年，为了庆祝他执教50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陶大镛文集》上下两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陶大镛先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是与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密切相联的，坚贞不渝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是他坚持经济学研究的力量源泉。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陶大镛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出版了《世界经济讲话》和《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这两本书是目前能检索到的我国学者有关世界经济的最早的专著。
陶大镛先生一生热爱教育，教书育人，直抒己见，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陶大镛先生的教育生涯可追溯到1942年。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陶大镛先生虎口余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广东坪石镇。在《资本论》中文版译者、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王亚南的推荐和热心帮助下，先生被聘为中山大学讲师，开始了他的教育事业。他从教三年，就由讲师、副教授提升到教授，那时他年仅27岁，这在我国教育界是不多见的。1946年秋，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先生以进修学者的身份，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从事经济研究，1949年初返回香港，在达德学院商经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和辅仁大学经济系教授，讲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师资的培养，成立了政治教育系，1954年陶大镛先生被聘为教授，并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为政教系第一届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1979年，陶大镛先生接受了筹建经济系的任务，并任系主任。他虽然年过花甲，依然忘我工作，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经济学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为全国其他师范院校做出了榜样。陶大镛先生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还和其他学者共同倡导设立“教师节”。陶大镛先生深知我国教育的现状、问题和症结，他明确提出：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推向市场；实现“科教兴国”必须“国兴科教”；发展教育关键在政府；稳定师资队伍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
陶大镛先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虽历经坎坷，但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忠心拥护党的领导，积极参政议政，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39年，陶大镛先生在中央大学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担任过团长，同时还发起并领导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苏问题研究会”。抗日战争胜利后，陶大镛先生在四川大学任教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他曾与彭迪先和李相符教授一起，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营救被捕学生，因而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这就是当时的“三教授事件”。1946年至1948年，他在英国做访问教授期间，结识了一批留学进步人士，声援国内的人民解放战争。1947年筹建了中国民主同盟英伦支部，任民盟英伦支部负责人。1949年春，陶大镛先生响应党的召唤，决定回国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夕，他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的邀请，赴东北解放区，由营口来到北京。从20世纪80年代起，陶大镛先生在民盟中央、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担任多项重要社会职务。在他主持民盟北京市委工作的十几年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努力发挥民主党派职能，提出的许多建设性意见，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不少在实施过程中得到采纳。陶大镛先生在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担任《群言》杂志的主任编委十余载，他不辞辛劳，尽心竭力，把这份月刊办成了具有鲜明特色，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刊物。他多次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召开的座谈会，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献计献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使在因病长年卧床时期，陶大镛先生也念念不忘百姓的疾苦和国家的发展大业，时常让家人和学生给他读报，讲述正在发生的国家大事，并发表自己的看法。
回顾陶大镛先生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开拓奋进的一生，是令人敬仰的一生。如今，陶大镛先生离我们远去了，但先生的精神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先生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陶大镛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