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有丰生平简述
洪有丰，字范五，1893年11月22日（清光绪十九年10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休宁县，祖籍安徽省绩溪县。他家境殷实，在歙县崇一学堂学习时，与陶行知、朱家治（注：图书馆学家，曾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业务副馆长）等为同学。1916年7月洪先生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留校任图书馆管理员，后又升任图书馆副馆长。1918年，经陶行知介绍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馆员。1919年，经金陵大学图书馆美籍馆长克乃文先生介绍，洪先生赴美留学，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注：该校是世界著名的图书馆学校，于188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创办，1889年独立办学，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又将该校收回）。1920年7至8月，洪先生利用暑假机会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中文图书临时编目员，可能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服务的最早的中国人。
1921年6月，洪有丰获得学位后回国，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为东南大学，他被聘为东南大学图书部主任（馆长），兼任图书馆学术集要课程教授。以后两次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图书馆馆长、两次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后，1935年7月聘请洪先生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洪先生任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1952年8月，到华东教育部主持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图书调拨工作，同年12月调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任业务指导，后任副馆长。先生在这些学校的发展中，艰苦创业，呕心沥血，同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成绩斐然，贡献卓绝，直至1963年1月27日辞世，毕生献给了图书馆事业。
1924年胡适（前排中）与洪有丰（前左二）在南京
洪先生是二十世纪20年代我国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1924年，洪先生发起成立南京图书馆协会和江苏图书馆协会并出任会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洪先生与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胡适等15人被选为董事，以后他多次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过该会下设的教育委员会主任、编纂委员会主席等职。1956年12月，先生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筹委会常务委员，1957年、1961年，先后被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聘为图书组组员。洪先生被称之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拓荒者、奠基人”。
二、对东南大学的贡献
1925年六朝松下图书馆暑期学校暨东大目录学班全体合影
1、新建馆舍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的图书部条件较差，在校东口字形房中占屋10间。洪先生认为一所理想的大学必须有设备完善的图书馆，校长郭秉文认同他的理念。但当时国库空虚，向政府和工商界呼吁未果，学校只好通过募捐方式筹集资金，适蒙江苏都督齐夔元解囊赞助15万银元，用于图书馆馆舍的建造及配套设备的购置，使建馆经费迎刃而解。1922年1月4日新馆破土动工，一切建筑设计均由洪先生会同美国建筑师帕斯卡尔主持，历时两年，于1924年4月建成开放，齐燮元独资建馆，以其父齐孟芳之名来命名，故取名为“孟芳图书馆”。新馆面积约1600平方米，平面呈品字形，钢筋混凝土结构，门廊采用爱奥尼柱、山花檐部等西方古典主义样式，主立面取横三、纵三式，造型严谨，线条考究，构图稳实，风格隽雅。内设办事室、图书室、阅报室、杂志室及陈列室等，一切设备均力求适合现代图书馆之需要。新馆落成不久，即享誉当世，被称为中国20世纪初期图书馆建筑的优秀作品之一。1925年，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来华访问说：“用最新办法办理图书馆事业，新式避火图书馆房屋之建筑，现有二处，南京东南大学图书馆和北京清华学校图书馆是也”。前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先生评价东大图书馆说：“馆厦新建，擘划精详，设备完善，为继清华学校图书馆后之第二新式图书馆”。
2、藏书建设
孟芳图书馆落成，馆舍条件显著改善，馆藏空间明显扩大。但由于书刊购置经费虽由各系、科和学校提出预算，列入学校支付计划，却十分不均衡且不易到位，这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发展，为此，洪先生等人不得不经常发起募捐以补不足。如1923年12月12日，口字房发生大火，此前收藏在那里价值50000多银元的书刊付之一炬。次年1月，图书馆发起捐款，校内教职员捐薪13万，加上学生、毕业生的捐款合计16万，随后用这些捐款购买了相应数量的图书和仪器设备。在洪先生的悉心管理下，图书馆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馆藏数量也随之增多。据统计，截至1924年，孟芳图书馆的馆藏量为：中文书籍27025册，东文书籍196册，西文书籍4921册，农业专刊9116册，中文译本2412册，西文杂志95种，中文杂志121种。一年后，图书馆馆藏又有增加，中文图书36000册，西文图书12000册。朱自清先生1934年在《南京》一文中这样介绍：“若要看旧书，可以上江苏省立图书馆去……此外中央大学图书馆近年来也颇有不少书。”可见，当时中央大学图书馆馆藏之丰富，种类之繁多，这与洪先生前期打下坚实的基础是分不开的。洪先生对购书经费的使用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保障经费的使用合理有效。图书馆选购书籍分为两种，一是关于学程参考书籍及专门学科之图书，这是经教授选定介绍；另一种是关于普通参考书及图书馆学专门书籍，这是由图书馆选购。截至1937年5月，中央大学图书馆馆藏中西文及日文图书期刊共计407203册，其中图书186617册，期刊218778册，其他1808册。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珍贵者，如收藏有法国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之绘画（由散页装订成册）；敦煌石室唐宋佛像佛经（1914至1924年间出版，六巨册，由散页装成）；英国古代建筑图样百余幅（1821年至1838年原本拓成）。
3、保护图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9日下午6时，敌机第二次轰炸南京，以7枚各重250公斤的重磅炸弹环炸中大图书馆和科学馆四周，损坏校舍多处，炸死职工七人，10月中旬，中央大学开始大规模西迁。虽然洪先生8月份已将图书馆重要藏书、期刊及部分仪器装箱运至下关码头，但因无船只，只得搁置。幸得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鼎力相助，将运送完开赴淞沪战场军队的客运船只无偿赠送给中大。洪先生在冒着敌机轰炸的威胁下，历经艰险，排除万难，终于在11月中旬将中央大学图书馆大部分藏书及仪器运抵四千里之外的重庆沙坪坝总校。1938年春，洪先生在沙坪坝松林坡山顶上修建了图书馆、阅览室，完成了重建新馆的艰巨任务，并担任图书馆主任。松林坡青松葱郁，风景秀丽，是个战时读书的好地方。中大自西迁重庆后，随着师生人数的不断增加，不到两百亩的校舍面积已不够使用。为适应需要和减少空袭的危险，学校在嘉陵江上游15公里的北溪口征地148亩创办分校。因北溪口四面环山，溪水潺潺，青松翠柏，郁郁葱葱，故将“北溪”改名为“柏溪”。1939年，洪先生又将一部分藏书运至柏溪，供学校一年级学生使用。1939年12月，完成分校图书馆馆舍的建设。在抗战艰苦岁月中，洪先生竭尽全力保护藏书让其少受焚毁遗失，维持战时中央大学图书馆正常运作，确保了中大师生教学与研究的精神食粮。1946年10月，洪先生又将中央大学图书馆所剩藏书陆续运回南京。罗家伦校长评论此事说：“此固有赖于全校同人之努力，然范五先生在艰苦中维持之功，自亦不能不为表彰，因为这是他对学术界实在的功劳，决不可湮灭”。
4、制度建设
洪先生很早就注意到图书馆制度建设对于图书馆业务之发展、效率之增进的重要性。他认为“图书馆管理，为馆务最重要之部分”。为读者服务中，洪先生莫不以编制索引为重，在1923年的东南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就有6张目录片，除了著者目录、分类目录、书名目录外，还有主题目录，这一直作为图书馆的传统。受其影响，东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80年代还在编主题目录，在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的会议上，相关领导要求东南大学的老师专门介绍经验。
1923年，洪先生在《东南大学图书馆述要》一文，对当时东大图书馆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概况作了全面介绍，指出图书馆在促进教育发展上的作用及与封建藏书楼的区别，同时对于孟芳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三点设想，即建立：（1）巡回图书。就地方之需要择送相当之图书，按期轮换，以为教育之辅助。拟从学校入手，渐推及于各团体。（2）借书推广部。书籍浩如烟海，难言完备。拟联络各处图书馆，互相转借，以资流通而副所望。（3）图书馆学科。国人对于图书馆事业，渐知注重。但人才缺乏，举办不易，拟设此科以广造就。
1935年7月，洪先生复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将图书馆内部组织，设为八股，即总务股、采访股、中文编目股、西文编目股、典藏股、阅览股、参考股、期刊股。“又图书馆为使各院教授学生阅览便利起见，设分院图书室，各设管理员一人”。洪先生认为，由于我国图书馆还处于萌芽时期，内无经验可循，外习欧美不宜，应设立行政会议，集馆员之经验，改进图书馆服务之效果。他还设立图书馆委员会，以协助选购图书、辅助馆务。图书馆委员会应由主管机构或倡办人组织，委员会主席由图书馆馆长担任、委员三至七人为宜，定期轮换。这种纵向层层负责、横向相互配合的组织架构，既使图书馆享有一定的行政权力，又使图书馆可以得到学校及社会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在20世纪20年代，洪先生能提出这样一个科学合理的图书馆组织架构，着实令人佩服。
在图书馆员的选择和任用方面，洪先生十分看重馆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他认为，“图书馆为专门之事业，须有专门之技能与学识，以应付之”。他主张馆长应具有图书馆管理经验并且必须处事有断、治理有方；精神健全、体态谦和；明乎本身之事业为适当之交际。馆员则应具有图书馆一部分之经验且明乎图书馆之目的；希望以图书馆为终身事业，处事能敏捷耐劳，性情谦和。对于进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有明确的要求，都必须经过考核与挑选，例如对于英文打字员，招聘的要求是每分钟两百字。可见，洪先生采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制定了严格的馆员聘用制度。
在中央大学任职期间，他还制定《图书馆阅书规则》《报张阅览室规则》《杂志阅览室规则》《图书馆借书规则》等图书馆管理章程。例如，他制定的中央大学借书制度规定，学生、教职员以及部分校外人士分别办理不同的借书证：学生必须填写借书人存查单，并交两张二寸半身相片；教职人员须由教务处或总务处的来函证明方能领取借书证；校外人员应有正式介绍函经图书馆主任许可后，才能领取阅览证，不能借出馆外。还有，借书时需办理借书手续，将借书证交馆员查核登记，然后凭取书单取书；中西文图书需填写不同的借书清单；借书时限两星期，到期之前图书馆会登校刊通告并另发催书单；还书须将借书证交与借书处查核注销。并且对逾期不还者也制定了合理、细致的处罚，学生借书到期不还逾一日至三日者停止借书一星期，借书到期不还逾四日至一星期者停止借书两星期，借书到期不还逾七日至两星期者停止借书一个月，借书到期不还逾一月者即行停止借书。他还制定了预定图书制度，若某书已为他人借去，可先填写于取书单上，并注明住址，向借书处预定，等该书归还，即按照预定者之先后，通知预定者，限日来馆借取，过期即入藏。这些有关于图书流通的规则与制度，除技术条件不如今日，层次分块详细、条理清晰已与今日图书馆日常管理无异。
三、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洪先生（前排右）与著名图书馆学家袁同礼（前排左）、李小缘（前排中）、朱家治（后排中）等合影
1.任职清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馆长
1928年，洪先生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担任图书馆馆长，适逢清华大学图书馆扩建，他对工程从筹划到确定图样、检查进度和质量、提出修改建议等方面都事必躬亲。他重视藏书建设，负责杭州“丰华堂”藏书的联络、商价，成功购进一批质量上乘的大收藏，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中的珍品。他建立新的管理秩序，补充人才，主持编制分类法、中文图书目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分类法至今仍在使用，成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宝贵遗产。在清华大学图书馆100年馆庆时，他被认为是卓有贡献的几位馆长之一。
洪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成立了报刊组和参考咨询组，建立了书目、参考工具书中心，实现了期刊工作的一条龙服务；依旧重视古籍的采访购置工作，重点为丛书和方志，编印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书目》等十五种馆藏目录，使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这两类藏书具有雄厚基础。先生注重队伍建设，在图书馆开设了采购、编目、参考工具书、期刊、古籍等基础业务课程，给工作人员讲授图书馆理论和业务知识。1956年9月，洪先生向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提出建议，在全市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促进高校藏书在各校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利用，此建议受到采纳。1957年年底，洪先生受教育部委托，负责主编《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他和黄维廉、何金铎等专家商议拟定了统一编目的标准和版式，以及联合目录的中、外文书名，并亲自承担一部分校对工作，圆满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本目录是解放后第一本高校期刊联合目录，根据这本目录，各馆可以避免重复订购西文期刊并能有效地开展馆际互借，实现资源共享。
2.重视教育，著书立说
洪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专业，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1922年7月，洪先生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上提出的“中学及师范应添设教学用图书方法课程”议案通过。洪先生也积极探索业余培训这一有效途径，以此更好地普及图书馆学知识，培养专业人才。他身体力行，1923年就在东南大学开办图书馆暑期讲习班，自编讲义并担任主讲，为期一个月（7月15日到8月15日），每日授课两小时，入学者逾八十人，并在孟芳图书馆实习。1924年夏，洪先生又办一期暑期讲习班。1925年4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洪先生被公推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之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主任，主持图书馆暑期学校及短期培训班事宜，开设四门课程（图书馆学术辑要、学校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和分类法）。除课堂教学与在馆实习外，还到校外图书馆参观。考试成绩由实验、课堂笔记及参观报告综合评定，成绩合格者发放毕业证书。1926年夏，洪先生又主办了一期图书馆暑期学校，除亲自讲授图书馆行政、图书选购法、学校图书馆、图书馆使用法等课程，又请知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朱家治、王云五讲授编目法检字法,毕业学员二十余人。学员中何日章后来在台湾出任政治大学图书馆馆长多年，黄警顽是商务印书馆的编目骨干。 洪先生知识渊博，在图书馆学方面造诣尤深。他著述颇丰，可惜战乱频繁，多已散佚。现存著述中，最具影响的即《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一书，是洪先生在东南大学暑期讲习班图书馆学讲义的基础上编撰而成。该书于1926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第一次出版，并于1933年和1935年两次重印，一部受众面较窄的学术著作在短短的数年内两次再版重印，可见其学术地位之重，社会影响之大。
该书最可贵的是总结中国图书馆工作经验及教授心得写成的专著，超越了以往图书馆学著作编译的痕迹，在图书馆学本土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后人高度评价为中国第一本论述图书馆管理的著作，是我国当时图书馆学主要教材之一。当年的《图书馆学季刊》一卷四期“新书推荐”专栏宣传该书的五大优点，即为著者本着自己学识经验之创作，而非翻译以成书，故议论记载比较能有真实之见解；立论务求翔实，列举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真切应用之方法，弃短求长，颇能详尽；对于整理中国图书馆之种种问题，叙述尤特殊注重；不墨守旧法亦不矜炫新奇，务采公正审慎之批评态度；编中插图表甚多，使读者有所验证，对于各项事实方法，易独明了之观察。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曾评价该书“不是西方图书馆学的翻版，而是从我国图书馆实际出发，结合现代图书馆要求而写出的一部方法指导书，在今天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该书突出了图书馆管理的实务，叙述详尽，全书对图书馆的创立和日常运作都有详细的介绍，大到图书馆创立筹备委员会的设置，人员安排、经费来源；小到图书馆的书桌、出纳台、报架、书架的具体尺寸和实物图样，专至卡片目录的实物图样等，对“私人捐助”表彰的六种方法等，无不详细备至，能够实物显示的都附有图示样张，并标明具体尺寸。如在图书馆建筑与设备中，应该有孟芳图书馆的建设体会，其提出的“先从内部之配合然后及于外部”“建筑除内部由图书家支配外，其方法则非建筑家莫属”等到现在仍有指导意义。
图书的集中与分散问题，是高校图书馆普遍遇到的矛盾，难以妥善处理。1956年12月，洪先生在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图书分散使用与集中图书管理问题》的报告，洪先生认为由于一所学校图书来源复杂，或由图书馆、院系或个别教师订购，或由外界赠送与交换等方式，图书馆难以掌握学校准确的藏书情况。因此，为了搞好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图书供应工作，图书应由图书馆集中管理，应在图书馆统一领导下建立一个较好的统一出纳和阅览制度。但是，图书管理上应集中，使用上应分散。要做到图书的分散使用，只有设立分馆或系阅览室，在集中管理下，有计划有系统地将图书分散到可以发挥作用的地点。这样的管理方式至今仍在许多图书馆中实行。
此外，幸存下来的有专著《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概况》（1937）以及部分短篇论著如《二十年来之清华图书馆》《汉译西文书目索引序》《克特及其展开分类法》《清代藏书家考》《东南大学图书馆述要》《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索引序》《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目序》《国立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目录序》《图书分类说明及其简表》等散见于《图书馆学季刊》《新教育杂志》《新南京周报》等，其中部分著作已由洪先生长子洪余庆搜集整理成《图书馆学论文集》一书，于1968年由台北华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3.投身社会，扩大影响
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成立，这是由我国各教育机构联合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学术团体，陶行知任总干事。该社以调查教育情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之初，就把图书馆教育列为专门调查内容，陶行知委托洪先生展开学术教育调查，委托沈祖荣开展图书馆教育调查。改进社自1922年第一届年会开始，便设立图书馆教育组。洪先生积极参加该会的活动，并与戴志骞、沈祖荣、杜定友等加入该会的图书馆教育组，这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名义上最高的图书馆事业民间领导机构。中华教育改进社曾先后于1922年、1923年、1924年和1925年举行了四次重要的年会，洪先生积极参加并提出了相关图书馆事业改进的议案，并在第二、四次会议上任图书馆教育组分组会议主席。
在洪先生的倡议下，南京图书馆协会于1924年6月成立，洪先生任会长，会址设在东南大学图书馆。同年8月，江苏图书馆协会成立，洪先生担任会长。
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宣告成立，蔡元培、梁启超、胡适、沈祖荣、戴志骞、洪有丰、陶知行(行知)、袁同礼、丁文江、钟叔进、熊希龄、袁希涛、颜惠庆、余日章、王正廷15人当选董事。1929年1月28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顺利召开，洪先生参加“图书馆行政组”及“图书馆建筑组”分会，分别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应“请教育部通令各省大学及教育厅聘请图书馆专家指导该省图书馆一切事宜”，及应“指导特约图书公司制造图书馆应用物品”的议案。在第一届年会上，洪先生被推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1925-28年设立董事部，1929年后改设为执行委员会、理事会），在此后召开的历届年会上，他又多次当选，并担任该会下设的教育委员会主任、出版委员会委员及编撰委员会主席等职。洪先生积极的社会活动和进言筹谋促进了江苏省地区图书馆的发展乃至全国高校图书馆的发展。
4.忠诚事业，提携后人
洪先生学贯中西、专业扎实、高瞻远瞩而又实事求是，是一位优秀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教育家。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图书馆事业从一而终、无限忠诚。他是一位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领导；一位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下属；一位谦逊低调、真挚诚恳的良师益友。
1946年底，洪先生完成中央大学图书馆回迁南京的艰苦工作，并投身于图书馆舍重整，资料整理和开放工作。其间他还曾应国立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和台湾省教育厅长许恪士之邀，赴台湾讲学。1948年12月7日，洪先生给在台湾的儿子的信中说：“此间职务无法摆脱，所谓临难而逃，君子所不取也。”1949年2月2日，洪先生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一生清白无负人之处，所以处之泰然，我信果报之说，所以精神甚愉快，仍然以平常行事，这是我的人生观。”
郭秉文校长聘洪先生担任东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时，图书馆发展很快，成绩有目共睹。他在担 任政治大学图书馆馆长时，任劳任怨，深得罗家伦先生的赏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 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时，都聘请洪先生任馆长。在台北的洪先生追思会上，罗家伦写下了“贞艰卫文物，风义感朋侪”的挽联。
中央大学原校长罗家伦先生在台北洪有丰追思会上写下的挽联
洪先生和陶行知是中学和金陵大学的同学，两人感情很深，洪先生一直支持 陶先生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以及创办 南京晓庄师范的工作。洪先生从美国回来，即寄住在陶先生家，后洪先生在相府 营6 号建成住所“柏园”。陶先生辞去公职，创办民众教育，一度住在洪先生家。胡适和洪先生同是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祖籍同是安徽绩溪，相互往来频繁，交谊深厚。胡适在北大任教，每次南来都要到“柏园”，徐养秋、方东美等名流常来此处聚集畅谈，“柏园”成了南京文化人交流的重要场所。
洪有丰故居“柏园”，陶行知等学界名流常在此举行论坛
著名学者朱自清在清华任教授，洪先生与他和张子高（注：时任清华教务长）就图书馆的《丛书子目》编撰之事商讨，朱先生在洪先生离开清华后代理馆长职务，图书馆出版了 《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 目索引》，朱先生在序中特地指出了洪先生的贡献。
著名图书馆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系原主任刘国钧先生，早在1917 年就与洪先生相识，他在《敬悼洪范五先生》一文中 写道：“由于他的指引，我走上了图书馆学这条路”。东南大学教育学系学生胡家健先生，曾任中央大学总务长，1948 年后旅居香港，担任香港中山图书馆董事、董事长长达 21 年，他也深受洪先生的感召和指引。在洪先生诞辰100 周年之际，90 高年的他仍发文纪念洪先生，忆及与胡适、洪范五聚会的情景。
朱家治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金陵大学文科班学习，1919 年洪先生出国，介绍朱家治兼任南高师图书馆工作，朱先生1920 年毕业后正式入馆工作。洪先生回国担任东南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大力改革，因朱家治先生的中、西文都有较深的根底又熟悉图书馆的业务，成为洪先生的得力助手，同时洪先生及家人给予朱家治先生很多生活上的照顾。
施廷镛先生多年追随洪先生在高校图书馆(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工作，他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古籍书的整理、书目索引的编纂以及版本的鉴别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任中文图书编目主任时，在洪先生支持下，改进中文图书分类法，并受命编纂《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留下珍贵的食粮。 抗战胜利后，施廷镛家庭生计再次发生严重危机之时，洪先生继续援手安排，施先生才免失业之虞，他被聘至中央大学图书馆负责中文编目业务。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文、理科等整合，在金陵大学旧址建立南京大学，施廷镛先生后来担任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副馆长；工科等整合，在中央大学旧址建立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朱家治先生后来担任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业务副馆长，两人都成为现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此外，洪先生指导帮助过的金平书、周宗渭等诸位，也先后担任南京农学院图书馆、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馆长。
四、结语
洪先生的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重大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洪先生的图书馆研究与事业从未中断，他的思想与实践在时代洪流中不断丰富，刻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洪先生也以他的毕生心血，推动了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书写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发展史的重要章节。时代成就了洪先生的图书馆事业，洪先生也用其毕生的心血在风云变迁的时代固守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希望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界学者和工作人员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图书馆 顾建新 田 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