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一生到过许多地方，南京何其有幸，正是其中之一。这段历史，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向记者娓娓道来。
初到南京徐悲鸿、蒋碧薇夫妇，住在丹凤街石婆婆巷的中央大学宿舍区内。一幢双层洋楼，上下各八间，却住着四家人，实在狭促，最让徐悲鸿烦心的是没有一间画室，每次作画只得去中大艺术系办公室。
邵晓峰告诉记者，徐悲鸿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把新居起一个如此不祥的名字。搬到新房子虽然高兴，但在民族存亡之时，他时刻提醒自己勿忘国难。
以艺术家的方式抗日
1936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徐悲鸿正在桂林作画、写生，不巧赶上广东、广西爆发了要求抗日的“六一运动”，两广通电全国，呼吁国民政府“顺从民意，领导抗日”。西南将领数十人通电表示拥护，引来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大军，直向广西进逼。“六一运动”使全国为之震动，徐悲鸿也被“抗日”和“反蒋”的口号所激动，被迫滞留在广西的他创作了《四喜图》，画中四只喜鹊神态各异又栩栩如生，暗喻抗战胜利的春天即将到来。
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油画写生，最重要的成果是《愚公移山》。画中挖山者左右横向排列，顶天立地，赤裸着身躯，高举铁耙，挖掘不止。该画以宏大的气势，震人心魄的力度来传达一个古老民族的决心与毅力，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
提起徐悲鸿的那段师生恋，很多人觉得在“八卦”，当记者询问这方面的事情时，邵晓峰却微笑道：没关系，我可以严肃地说。
18岁的孙多慈是艺术系旁听生，她的悟性与天分，她的善解人意，无不吸引着徐悲鸿，师生很快坠入爱河。蒋碧微不久就听说了，她生气地跑到徐悲鸿的画室，撕掉了孙多慈的画像，又去学校大吵大闹。后来孙多慈的父母也知道了此事，孙父极力反对，孝顺的孙多慈选择了放弃。她主动中断了学业，回到家乡安庆女子中学任教。徐悲鸿却牵挂着孙多慈，他出钱请朋友收购孙多慈的画，默默地关注着她。
婚后二人再未相见，据说她曾寄给徐悲鸿红豆，徐悲鸿就到银楼打了一对戒指，把红豆镶入其中，一个刻着“慈”字，一个刻着“悲”字。
（潘 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