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2岁的柳诒徵从镇江老家来到南京,在中正街(今白下路)江楚编译局任编纂,并拜时任江楚编译局总纂的缪荃孙为师。本擅词章之学的他,在这一年改治史学,并于次年编成我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
仍然是在当时的中正街上,街北的庐江会馆里还有个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思益学堂。它也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这所小学就是1903年柳诒徵随缪荃孙等人赴日考察教育归来后,与好友陶逊等人创办的。它还是南京市第一中学的前身。
在今天的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内,有一处名为“梅庵”小房子。据东南大学校史馆馆长苏卫平介绍,这所坐北朝南的小房子是为纪念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字梅庵)而建,已近百年,当时只是三间茅屋。如今,这里已变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唯一可寻的旧迹恐怕就是房檐下挂着的“梅庵”匾额,而这两个字恰是柳诒徵所书。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武黎嵩老师介绍,这段时期,柳诒徵参与创办了《史地学报》、《学衡》等刊物。而他最富盛名的著作《中国文化史》也是在这里完成。它与柳诒徵在69岁时出版的《国史要义》一样,都是划时代的史学巨著。如今,《中国文化史》已有60多个版本。在武黎嵩看来,这部书可说是奠定了柳诒徵在历史学界的大师地位,开中国文化史研究之先河。
柳诒徵曾居住在南京四牌楼、南仓巷等地。长期生活在南京的他也因此特别重视江苏和南京地方志的修撰。他身体力行,在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参与《江苏通志》的编写,撰修《礼俗志》《书院志》《社会志》等。除此之外,他还“整理古籍、编印总目、影印珍本、刊布年刊”。
而据南京图书馆研究部(国学研究所)主任徐忆农介绍,最让人称道的是他首创“住读制”,让人住在图书馆内查阅资料,可谓空前绝后。文史大家蔡尚思为写《中国思想史》曾于1934年至1935年在此住读一年,受益匪浅,他甚至将国学图书馆亲切地称为“母校”,将柳诒徵视为“第一恩师”。
最终,馆藏书籍找回了18万册,图书馆也于1946年8月1日恢复开放。
遗著正在整理中
由于柳诒徵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因此被戴上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帽子。在章以昕看来,这不仅是对外公的误读,也是对学衡派的误读。他说,学衡派早起的干将,如吴宓、梅光迪等人都有留洋经历,接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是很新的,怎么会反对新文化呢?“他们只是反对全盘西化,主张洋为中用,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章以昕说,在那样的大环境下,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是不容易的。
近几年,柳诒徵又被重视起来。章以昕透露,2015年是柳诒徵135周年诞辰,南大将在仙林校区专门辟出柳诒徵先生纪念室,展示柳诒徵著作及相关研究成果。而据武黎嵩介绍,南大历史学系也正在整理出版柳诒徵未刊的诗文、书信,相信这批文献的整理公布,必将使得学界对柳诒徵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临走时,他回望了一眼陶风楼——那个他工作了20年的地方,充满了怜爱与不舍。64年后,当我望着陶风楼时,满满的全是敬意。
在民国的历史学家中,既是国民政府的部聘教授、又是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柳诒徵,一个是陈寅恪。二人都是中国史学界泰斗级的人物。柳诒徵执教于南京,陈寅恪执教于北京,时人誉为“南柳北陈”。但在今天,柳诒徵显然没有陈寅恪知名。
反观如今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可是人们大概都没有想过,近百年前,有一位先哲曾不惜以牺牲自己名声为代价,为保护中国固有之文化而艰难地努力过。而他,至今仍寂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