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8年前后，受外部留学环境变化和国内教育发展的影响，中国出国留学重心逐渐从日本转向美、欧诸国，其中留美教育成为荦荦之大端。清末以降，留美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以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及由其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最为典型；此外，我们也能从民国中后期其他大学的改革模式，以及大学设置标准的演变中，得到更多的例证。1921年由郭秉文创办的国立东南大学，从师资来源到办学模式，深受留美教育的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美国色彩的大学改革模式。
国立东南大学校门
东南大学的前身为清末三(两)江师范学堂，1915年复办后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清末其他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教育机构一样，三(两)江师范学堂深受日本教育模式的影响。在清末办学期间，先后在此任教的日本教习多达29人；而1905—1911年间该校的40名中国教席和日语译员中，就有9名曾留学日本，另有6人为国内学堂(包括教会学校)毕业，其余多为科举功名或职官出身。复办后作为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性质未变，仍以培养师资为办学目标，但在办学模式上却逐渐受美国大学教育模式的影响，以至于6年之后最终改制为国立综合性大学。之所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以郭秉文为代表的一批留美归国毕业生发挥了推动作用。
在学科建设上，郭秉文立足于师范教育，不断加强教育学科建设，但不局限于师范教育。其办学目标是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楷模，“寓师范于大学”，将南高师改建为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大学。为此，学校从1915年只有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逐步扩展到1920年拥有国文、体育、工艺、英文、商业、农业、教育七个专修科和文理科(下设八系)，从而为创立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必要的学科基础。
在外部环境方面，郭秉文把握大学改革的机遇，广泛寻求各界支持。民国初年，教育部曾拟议在南京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但因经费缺乏、政局动荡等缘故，迟迟未能实现。1917年《修正大学令》颁布后，大学设置标准放宽，学制改革迫在眉睫，创办国立大学的时机成熟。郭秉文一面游说各方，力主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建立综合性大学，使之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在蔡元培、云六等一批学者支持下，这一大学改革方案终被教育部所接纳。另一方面，郭秉文利用留学美国期间与中国留学生、侨界、外国学界的广泛联系以及在国内教育界的影响，多方筹集办学经费，为东南大学的建立提供物质保障。1921年7月，郭秉文兼任新成立的东南大学校长，1923年南高师并入东大。
郭秉文邀请社会名流参加“筹备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的信函
上述大学改革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所大学所受德、美两国教育特点的影响。东南大学主要借鉴美国的大学模式，而美国大学在19世纪后期吸收了德国的大学制度与办学经验。因此，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在办学理念和改革举措上，具有某些相通之处。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制度结合本国实际而发展、创新，在20世纪初已形成不同于德国大学教育的特点。如：既重视理论科学研究，又关注应用科学的发展，重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董事会组织，沟通大学与社会的联系，等。美国大学发展的新特点，藉由留美教育的媒介，对东南大学改革产生示范效应。其影响之大，从东南大学师资构成中留美学者比例之高即得到明显反映。据不完全统计，1915—1925年间，有将近60名留美归国学生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服务，其中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者就达11人。在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下，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在改革取向上分道扬镳。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亚群
（转自东南大学报第126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