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教育博览会上，中国教育展览获得了空前巨大的成功。博览会教育与社会经济部负责人约瑟夫·威尔森(JosephWilson)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全中国都应感谢那些收集、转交和安装此次国际博览会教育与社会经济厅里的中国教育展品的人。这是一个新的中国对世界的信息……此次展览之前美国几乎不知道有关中国教育的情形……”而负责筹备和主办者正是郭秉文。
从本科到博士的留美生涯，当时美国的思想文化深深影响了郭秉文的教育人生。然而，观照其一贯开拓务实的经历，无论从教育思想或实践上，他也绝非是仅仅移植欧美大学模式，而是对于建立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国大学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这不仅体现在他所倡导的“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中，也已经凝固在东南大学那些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之中。
其实，早年就学中，年少的郭秉文在上海清心书院就已奠定了“博通中西”的学识基础。当他赴美求学之时，便立下了“非振兴科学，无以救亡图存；而培养人才，则有赖于教育”的志向。在他博士论文最后，更是提出“当求四境之新状况，以改革教育制度，于国家之前途，庶有豸乎”。正是抱着如此宏愿，郭秉文回国后短短的十年间，从南高师到东南大学的创办，便建立了中国现代大学的成功典范，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
之后，他虽然离开了大学的舞台，但其后半生的经历绝不亚于前半生的精彩。1923年起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主席兼亚洲分会主席。1925年，任中华教育促进会会长。1926年与孟禄在纽约创立华美协进社并任首任社长，在费城国际教育博览会上筹备并主办了中国教育展览会，1930年协助梅兰芳访美，以及在美国大学巡回演讲，出任战时中国留美学生规划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以及中美文化协会会长等，以其出众的口才和丰富的人脉，成为在美宣传中国教育和组织中美教育交流的先驱，也开创了通过国际教育组织进行中美教育交流的全新局面。以致胡适称道，1920年代在“各国人士的眼睛里，中国人在外交界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只有郭秉文”。可以说，郭秉文当年对中美文化教育的推动，比容闳更全面，比晏阳初更早，也比胡适等更为专注。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可称为而今的典范。
如此看来，郭秉文毕生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教育思想乃至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建构，也在于其对于中美教育关系的卓越开拓，如同一轮大气磅礴的圆日，光照后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世上已无郭秉文；而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一个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努力寻找救国之路的时代结束，却意味一个充满活力和自信并着力自我形塑的时代开启。
是为序。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 丁钢
（转自东南大学报第1263期）
